浅谈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法律保障/金翠龙(3)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的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的权力维护有苦难言。
虽然目前的《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律师的权利，但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进展不大。如新《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伪证予以规定。在该条规定：“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然而，很多情况下，律师被侦查机关以“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囫囵，被无端的定罪量刑。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很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
上述这些直接导致了我国律师地位低下，人格不受尊重等情况，这其中尤其以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在对产生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不容缓，而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了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但在我国根据法制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要在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下来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要想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就必须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首先要明确辩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由于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或横加阻挠，辩护律师得不到其应具的作用。因此，应将《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取消并修改更改成辩护律师身份的条文。其次是对会见权，通信权的保障。应设定公安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在立法上应强调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起，公安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上应予以保障。再次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1）在调查取证方面，应赋予辩护律师请求法院授予调查权。《律师法》第31条和《刑诉法》第37条对律师的调查权予以规定，但较之前的《律师暂行条列》第7条，这是我国立法的倒退。因此，律师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和证人同意许可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立法上这种限制性规定必须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根据实际案件需要请求法院授权调查权利。（2）在阅卷方面，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预告提供信息的义务，即检察官应向辩护方公开示其将要在法庭审理中作为控诉依据而适用的全部证据，二是开启义务，即检察官有义务使辩护方获得其不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最后要设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刑事诉讼之中，这里所说的在场，主要是指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受到侦讯人员讯问时的在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抑制非法侦查，而且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保持程序的诉讼构造，增强程序的透明度，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多数都承认了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难说与此无关。从抑制违法侦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讲，确立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同时规定在律师未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讯问所得为非法证据不得予以采信。当然，确立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可以根据讯问的紧急性设立若干例外。譬如，对于共同犯罪人在逃的，需要解救人质的，需要立即查找危险品等，由于情况紧急，讯问的进行可以不必等待律师到场，但应通知其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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