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钱贵

简述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钱贵
　　　　　　　　　　　简述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钱贵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仍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特别在农村国家正式的法律秩序还未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缺乏科学体系。
　　目前，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手段可以分为两大类：强制性的手段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何配置这两类手段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往往概括性地授予行政机关“处理”、“裁决”、“责令”、“确定”、“调解”等权限和手段，规范性和约束性比较缺乏，可以说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体系尚未建立。行政法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为方式和手段选择上应当选择给当事人造成最小侵害且能达到目的的行为和方式。在纠纷解决上，行政机关的手段选择也应当具有一定的顺序和规则，并形成一定的行政解决纠纷的体系。如英国解决社会纠纷机制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定途径，并且是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其中不同制度之间分工精细、彼此配合、衔接良好，基本上不存在纠纷解决的空白地带，且以司法解决为终点，使得整个社会在有序中平稳前行［1］。因此，如何整合和完善我国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二）承担农村纠纷行政解决任务的机构与人员缺乏一定的中立性。
　　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主体往往规定由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处理。至于该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由哪个机构或人员具体负责处理，则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此外，我国专门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制度在具体承担解决纠纷的机构与人员上也不具有独立性。行政复议机构只是不隶属于行政争议的一方行政机关而已（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除外），行政复议机构与人员完全属于行政系统，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样的纠纷行政解决机制明显不符合人们对解决纠纷主体公正性的期待。
　　（三）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类型狭窄，解决纠纷的手段单一，不符合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
　　由于行政机关解决争议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只有法律规定属于行政机关解决范围的，行政机关才有权力予以解决，这完全符合法治行政的要求。但是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特定纠纷的类型存在范围狭窄的问题。就行政机关以“裁决”的方式解决特定民事争议而言，我国有关法律就显得比较保守，大量涉及专业技术性、政策性较强，与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并没有纳入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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