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钱贵(2)
同时，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着不愿作被告的心理，他们宁愿将需由自己处理的纠纷推出去，也不愿自己揽下来，承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风险［2］。因此，即使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处理”的纠纷，行政机关也会千方百计地使用“调解”的方式处理，这样就事实上出现了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手段的单一性和趋同性。
其实，行政机关处于社会管理的最前沿，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纠纷与矛盾是衡量任何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推进法律与秩序［3］。政府是解决社会纠纷与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责任主体；法院只是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最终裁决者。我国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与矛盾上的退缩，完全不符合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
（四）行政机关解决特定民事纠纷的程序规范不足。
除了我国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有行政复议程序作为保障外，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程序也极为匮乏。目前，我国大量单行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权限作出规定，但往往并没有对具体的处理程序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原因之二是由于有关主管部门尚未重视程序对规范行政权的作用，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规范。没有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权限行使的方式、步骤、时限、顺序等程序性问题的严密规范，势必会损害公众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公正性的信赖。因此，程序性规范匮乏是制约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发挥作用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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