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传道受教与体罚、变相体罚、虐待、伤害行为之辩证/张浠娟(2)
体罚、变相体罚、虐待、伤害行为模式探讨
可以说“受罚”已成为受教者的一种亲身经历，不论是作为受罚者还是作为旁观者。在教育机构中教师对学生实行体罚，一是规训受罚学生，二是以儆效尤。如果体罚能够直接达到规训学生效果的，则验证了体罚这种手段的实用性，反之，如果体罚未能见效，则教师通常加重体罚，延长体罚时间、责打行为升级、上报学校、加重忽视排斥力度、迫使学生退学等等。
如此一来，体罚成为传道受教中的常规手段并逐步替代其他教育方式，而且在目前家庭、社会对体罚在一定程度上的默认，从教育机构内部至外部都对体罚缺少一种有效的监督。因此，在长期实行体罚的过程中，教师在心理上也易于疏于事前查明再行体罚，学校在处分学生时也会存在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的现象，以致伤害既成事实，甚至酿成悲剧。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李某、宋某诉青海某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05年11月8日下午，李某参加青海某中学组织的考试，监考老师认定李某作弊。次日上午，青海某中学相关部门作出对李某记过处分的决定，并将处分决定张贴于校园公示栏内，同日李某在家中自缢身亡。二审法院认为，青海某中学在处分李某前既未对李某本人进行调查核实，也未将处分决定报校务会批准。因其工作方法简单草率，违反了青海某中学自行制定的工作要求，且没有按照规定将处分决定及时通知李某家长，使得熟悉了解李某个人情况的家长没有机会及时进行引导和教育，丧失了避免悲剧发生的可能。故青海某中学违反工作程序的处分行为与李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在体罚升级和缺少内外监督的情况下，变相体罚、虐待、暴力伤害等等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是事后对温岭虐童事件中的教师、幼儿园进行追究处理，也不能有效地预防此类事件，从温岭虐童事件之后相关事件的连续报道中也可知现实如此。
正如法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领域内公认的大家——尤根•埃利希与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法律存在于人们在社会群体内的常规化行为模式之中，同时也是由这些行为模式组成[2]。人之初的行为模式、德育培养和熏陶始于家庭成于社会，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矫治，传道受教中的体罚、变相体罚、虐待、伤害行为一旦成为常规化的行为模式，受教者从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体罚、变相体罚、虐待、家庭虐待、家庭暴力——“打是亲，骂是爱”的行为模式也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传了下去。
施教者实行体罚、变相体罚、虐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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