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周冬平(4)
在对科技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中，要坚决反对仅凭个别科技证据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据法上的基本规则，要求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应当互相映证，形成闭合的合证据锁链，并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证明标准。
三、科技证据采集之范围与程序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实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犯罪。然而对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会带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此，许多国家对其采集的范围与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就范围而言，一般往往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方面是要求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犯罪案件，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作为对抗现代型犯罪之回应手段。日本在对采用监听通讯的立法中是这样确定其适用范围的。“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全、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通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大，……可予采用”。[6]而美国对秘密监听的相关立法中，更是采取列举为方法规定了间谍罪、绑架罪、贩毒罪等十几种重大复杂的案件才采用该手段。其他各国同样都对多种科技证据收集范围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取证手段，科技证据的取证过程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只有采取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预期诉讼目标时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的相关立法中就明确地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使用秘密监听、测谎试验等手段；德国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的往来。[7]
就程序方面而言，各国要求科技证据的收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侦查机关在运用时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一般是向独立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取得司法令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一款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其次，必须遵守法定的期限，对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各国往往都作出期限上的规定，通常不允许超过该法定期限，但可经延展命令延长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对命令应当限制在3个月的期限，准许对期限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决定的窃听时间不得超过15日。还有许多国家规定对某些科技侦查手段的适用还必须经过被测试者的许可，如测谎、催眠试验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手段的采用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相冲突。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并非矛盾，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可不必被测试者的许可。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制订单行法规对某些科技手段的采用规定了十分明确具体的程序，如日本关于监听的法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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