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法文化的本体价值/王晓君(4)
（三）宗法制的家庭本位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
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也不是同一社会内两大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大所演变来的。其结果，既不是氏族组织先从内部瓦解，也不是国家这样一种新型组织取氏族而代之，而是出现了一种氏族与国家的混合体，一种既新且旧、虽旧而新的奇特的国家制度。 在这早熟的制度中，以国家和氏族为其本位，而国家和家庭是同构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人们既盲目又被迫地服从长官，而最高的长官莫过于皇帝。皇帝握有无限制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皇帝的这种地位和权力由于“家国合一”、“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等观念的传播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皇帝面前，所有的臣民等于零，即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只有服从而无权力。
尽管古代中国的礼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区分人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亲疏的等级是礼的内在精神，所以君、父、夫的权力以义务为前提条件，且天经地义，必然如此。正如汉儒董仲舒说：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命者，其尊皆天地，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在这里，作为自在本体的“天”才是一切权利的主体，君、父、夫的权力皆是为了履行天命的义务，君父的权力是以服从天命的义务为前提的。 如果他们不履行“天”所规定的义务，作为权利主体的天命将剥夺君、父、夫的权力。从上可知，在古代中国连平等权利主体这个前提都不存在，又怎么会产生具有保障权利的民法呢？ 所以，在宗法统治下的中国，个人权利很难成为法律终极关怀的对象。而且，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也从地域和人际网络上束缚了民法的发展。加之由宗法制度衍生出的礼的包容性调节作用和最初的法律规范往往民刑不分之事实，使得萌芽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在最初阶段便被淹没在宗法制度下的礼与刑之中，失去了它独立发展的机会与可能。
由上面的几点分析来看，在中国古代客观社会背景下，完全压抑了个体的本体意识，自由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与争取人身和物质权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限制了社会生产、生活和商品活动的活跃与开拓，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不是一种适合民法，权利生长的土壤，中国古代民法的薄弱与权利的扭曲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我国古代尽管有一些规范民事商事活动的制度性文化，但缺乏观念性的民法文化做支撑；权利是权力的衍生物，权大于法；权利是少数人的特权，民众只有义务，根本没有权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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