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上）/王胜宇(2)
在第二种模式下，死者的任一直系卑亲属为请求权人，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无期限限制。《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第1款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亦受保护”；第2款规定，“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姊妹、侄甥或继承人”均享有死者人格权受侵害所产生之请求权。《巴西民法典》第12条规定，死者肖像受到侵害的，“死者配偶、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血亲”均享有请求权。《澳门民法典》第68条规定与《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基本相同。在这一模式下，由于赋予死者任一直系卑亲属以请求权，导致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不存在期限限制。
由是观之，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性因素是时间因素，即侵权发生时距死者死亡时是否年代久远。一方面，在前述“直接说”模式下，法律保护的对象是死者自己的精神利益，通过此种保护以实现生者在生存时对自己人格尊严及人格发展之合理预期。如果死者年代久远，由于社会生活基础变动、法律价值演变等因素，必然超越生者生存时之合理预期，而无保护必要。因此，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为其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前述“间接说”模式下，法律保护的对象是死者近亲属“孝思追念”的精神利益，该利益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方为允当。我国台湾地区法院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此作了精辟阐释：“依社会通常情形，咸认遗族对故人敬爱追慕之情于故人死亡当时最为深刻，经过时间的经过而逐渐减轻，就与先人有关之事实，亦因经历时间经过而逐渐成为历史，则对历史事实探求真相或表现之自由，即应优先考量。”因此，“直接说”与“间接说”虽政策取向、保护对象迥异，却殊途同归，在保护期限问题上达成相同结论。
就我国立法而言，在采取“间接说”的前提下，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应为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理由如下：其一，我国素有尊重先人的传统，如先人有立“德、言、功”者，必被视作家族宝贵遗产。但随着宗族社会解体，社会基本单位由宗族大家庭变为简单家庭，后人对远古先人的家族认同感已渐淡薄，况孔孟等先贤已被视作民族文化象征，虽非嫡系后人，亦不妨碍普通国人对其追思敬仰，如果将此种精神利益仅赋予特定嫡系后人，显欠允当。其二，在古代社会，家族先人的社会评价对生者的人仕、婚配乃至普通生活影响至巨，维护家族先人名誉的重要性至为明显；但在现代社会，倡导个体平等、自我奋斗等理念，在社会竞争中首重个人能力，远古先人的显赫家世已难成重要筹码。因此，对远古先人的嫡系后人来说，很难认为其享有值得保护的精神利益。其三，就近现代已故名人而言，其在世近亲属在血缘、时间等方面均与死者关系较为紧密，且死者名誉对其在世近亲属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保护死者近亲属之人格精神利益乃“间接说”之精义，已如前文所述，不赘。其四，在司法实务上，我国台湾地区前述“谤韩案”和“蒋介石名誉案”虽均依据“侮辱诽谤死人罪”裁决，但裁判的社会评价截然相反。“谤韩案”虽原告胜诉，但被民众指为“文字狱”，甚至该案主审法官杨仁寿先生经多年反思后亦认为应通过限缩解释将原告限定在直系血亲“五服”以内。而“蒋介石名誉案”虽掺杂若干政治因素，但被学界认为系以“间接说”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之破冰之作，且为利益衡量方法所得之适当结论。其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7条规定，死者名誉或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的，死者近亲属为适格之原告。该规定适用有年，被审判实践证明基本允当，应予坚持。
总共3页
[1] 2
[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