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探讨/刘孟海(3)
其次，接受媒体监督是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的应有之义。作为司法制度和检察改革的核心内容，司法活动当然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检察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依法得到保护，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媒体报道必将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三、“媒体审判”是媒体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
所谓“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有关司法活动消息、评论司法活动是非时，对任何司法裁决前或裁决中的任何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某种特定司法裁定，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司法裁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既然媒体监督也是一种在道德和舆论层面上的“审判”行为，而新闻媒体的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媒体监督也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媒体监督变成“媒体审判”。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
“媒体审判”产生的根源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新闻传媒监督司法行为具有明显导向性。
在我国，新闻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属于“官媒”性质。“官媒”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对于某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过具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其实质是由于新闻媒体报道后得到权威的重视才实现的，是政治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一种不正当干预，媒体在政治权利、司法权力之间真正成为一种“媒介”的作用。
二是新闻传媒与司法机关具有明显的亲和性。
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鉴于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既有的共同追求目标价值，也是同时隶属于一级组织的不同部门，因此，媒体与司法是“一家人”，具有明显的亲和性。目前，一些新闻传媒热衷于为司法部门开辟专栏、专版，主动为司法部门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新闻媒体与司法部门这种“亲合性”表现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性的”职业守则，从而可能出现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都不能实现各自目标的状况，新闻媒体可能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司法机关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司法机关弄虚作假，无限拔高，助长了一些司法部门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也变相充当了司法部门的“喉舌”，新闻媒体不再自由，司法行为不再公正，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盛行，使得司法部门不得不屈从权势，而司法部门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从而使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媒体监督的均势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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