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语境下的控辩关系法理分析/赵刚(3)
2007年修订的新律师法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其立法的超前性昭示了刑事诉讼向控辩平等对抗的控辩式评审方式变革的方向。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见于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其中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又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37条的规定。新律师法参照《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国际准则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这是对刑事诉讼法典第36、37、96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的受限制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的巨大突破，昭示了刑事诉讼向控辩平等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变革的方向。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相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诉方和辩护方平等对抗，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格局，也是刑事司法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方面。在诉讼发展史上有过三次重要分工，第一次重要分工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第二次分工则为控诉权与审判权相分离，这两次分工为刑事诉讼中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提供了前提。第三次分工则是辩护权作为控诉权对立面的独立出现，控、审分立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刑事辩护制度则是对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它保障了诉讼过程中对单方发现规则进行有争论的说明，标志着诉讼模式从纠问式向控辩式的跃进。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体现了不断扩大的个人私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推动着控辩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新律师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深入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方面的立法不足，初步实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功能之间的平衡，符合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国际变革潮流。
三、检察机关控方角色的优化和控辩关系的良性互动
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是控方代表。新律师法促使检察机关传统的自侦模式和公诉模式由封闭走向公开和控辩平等对抗，职权主义色彩日趋淡化。从具体情况看，新律师法使侦控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从诉讼性文书转向案卷实体材料；规定了控诉机关向嫌疑人所委托律师的证据公开，却无相反的规定，变相增强了辩方的力量，控方的职权主义色彩有所淡化，日趋于当事人化。新律师法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也就相对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新律师法使控辩双方进一步实现平等,对抗性增强，彻底改变了“公诉权高于辩护权”的公诉模式，在客观上也使审判前侦控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造成控辩双方新的信息不对称,控方固定、审查和运用言词证据的力度也会减弱。、检察机关应紧紧抓住新律师法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健全检察权制约机制，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自侦、公诉等现代检察工作模式。现代自侦模式是对传统自侦模式的扬弃，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律师作为相对独立的诉讼主体介入侦查，侦查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提供帮助权，这种权利在广义上是辩护权的一部分，它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权力的一种制约，是以公民私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诉讼民主。现代自侦模式淡化了侦查人员的角色优化意识，侦查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主动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合作，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并重，更加重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传统侦查模式建立在实体正义和国家权力本位基础之上，由此产生了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大方向；而现代侦查模式建立在程序正义和保护人权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只能是物证中心主义的侦查方向，会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侦查人员也会更加注重科技取证，拓宽侦查的路径，多方面收集证据，增强固定和运用证据的能力。三是更注重侦查过程的公开和对抗。自侦公开更加重视程序意识，增强透明性，在侦查管理上向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转变，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增强。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性更激烈，侦查工作的技术性更强，趋向于侦诉一体化，增强外围取证、灵活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公诉机关要树立诉讼平等意见，并进一步深化以控辩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公诉改革：控方要从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的高度来看待律师法的修改，在与律师接触时，对于律师提供的各种信息要善于分析判断，培养与律师的沟通协调能力。要学会换位思考，多听取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采纳律师提出的正确观念，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工作。要拓宽控、辩双方交流的途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保持检察官与律师的接触距离。距离产生公正，要确立两者之间仅是工作关系，不能掺杂过多的感情因素和权钱交易。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承办人与律师的接触行为，减少私下接触，避免权钱交易，以尽可能减少职业风险和职务犯罪；其次虚心让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将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辩护意见制度化，规定陈述意见的内容和形式，将律师书面意见归入卷宗，随案移送法院，同时建立对律师意见反馈制度；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特别是要明确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明确辩方负有向控方开示其自行调取的相关证据的义务，对其准备在庭审阶段出示的证据必须包括在开示的证据范围内，对于未经证据开示的证据原则上不能在法庭出示，不能搞证据突袭。控告申诉部门和举报中心、侦查监督部门、监所检察监督等部门也要高度重视，在职能工作在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同时也要采取必要手段预防和禁止律师违法和滥用执业权利，避免其干扰检察工作的依法有序运行。主要应对策略是：一是在控告申诉部门设立律师接待室，统一归口办理律师涉检业务。控告申诉部门是检察机关的对外窗口，也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线索分流、申诉赔偿等业务的龙头和龙尾，由其统一归口办理律师接待便于对外方便律师办理涉检业务，对内设机构可以发挥内部监督职能，可以保证律师在程序上对检察权进行监督制约，在实体上具体落实律师的各项执业权利。在基层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和举报中心多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在控告申诉部门设立律师接待室，要指定专人负责律师接待。专人负责与自侦、公诉和侦监等业务部门联系，办理律师提出的申请阅卷和申请调取证据的请求，主持证据开示，受理和答复律师对检察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提起的控告和申诉等项工作。二要强化侦查监督工作，及时听取律师意见，以不断提高侦查监督工作水平。审查逮捕工作要认真执行《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的规定，既要重视实体审查，也要重视程序审查；既要重视对有罪、罪重证据的审查，也要重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审查，特别要注重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其辩解，及时听取律师意见，确保逮捕案件质量。监所检察部门要监督看守所加强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情况的管理。监所检察部门要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和会见律师，保障在押人员聘请和会见律师的权利，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并保证律师不被监听地会见在押人员，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监督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保护律师的人身安全；凡涉及秘密的案件，检察机关要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如果律师不能提交侦查机关批准会见决定书，看守所不得安排律师会见。如果看守所违反规定安排会见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监督予以纠正。监督看守所加强对律师会见室的现场管理，防止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
总共5页
[1] [2] 3
[4] [5]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