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余秀才(5)
3、庭审时更具有公开、透明性，合法性更易得到保障。以前刑诉中各机关活动的合法性监督主要由检察院行使，而检察院不仅是收集证据的侦查机关（自侦案件），又是担当追诉角色的公诉机关，同时还是批捕（对公安机关及检察院自侦部门进行监督）、抗诉（对法院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关，相当于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同时还是裁判员。孟德斯鸠曾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6]陈光中教授也说过：“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17]有的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如2009年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的震惊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致此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侦查阶段不够公开、透明，使国家专门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有效的公众监督；针对之，此次刑诉法修改还特别将犯罪嫌疑人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审查起诉之日”提前到“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使辩护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排除了以往侦查阶段无辩护的真空。而庭审，处刑事诉讼的核心阶段，也是诉讼参与人最集中的阶段，哪怕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其公开性、透明度也将强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任何阶段，即便是法院审理的全过程中，庭审阶段也无疑是最公开、最透明的，故合法性更易得到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双重强制制度并非“只许法院放火”，而是打击犯罪的需要。
（三）例外规定的法理分析
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的同时，还有“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的例外规定。原因何在？
我国在西汉时就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18]原则，此次修改，似乎是该原则再现。但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原则是基于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及尊卑秩序的稳定，从法学上说属人治范畴。如此次修改系该原则的再现，则与当今世界“法治”普遍观念格格不入，不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无异于历史的倒退，故笔者不敢苟同。其实，无论从伦理、心理还是从血缘上看，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都与其有极密切的关系，甚至实务中应由被告人承担的罚金或赔偿也往往由其配偶、父母、子女履行，故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利益上，他们均可视为是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强迫其配偶、父母、子女作证，无异于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故笔者认为，此修改应视为系“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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