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蔡仕强(4)
（二）亟需出台权威的司法解释细化制度，提高可操作性。笔者建议，应该由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出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细则》，对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封存程序、具体实施、解封程序、保密制度等进行合理、细致的规范。如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未有规定，但是，实施细则里面应该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和被附条件不起诉记录封存可参照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可以参照刑法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即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对于“国家规定”范围，新刑诉法也未规定，必须予以严格限定，可以参照刑法第96条的规定，即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除此之外，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不能作为依据。
（三）要积极探索、逐步推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而言,仅仅“封存”是远远不够的。“封存”只意味着不得将犯罪记录提供给其他部门,但犯罪记录依然存在。根据我国档案制度,此类犯罪记录将存入个人档案并伴随其一生。因此,尽管“封存”,却并不能彻底给未成年罪犯一个清白的人生履历。为了体现真正给未成年罪犯二次机会,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仅对其前科予以封存,保护力度不够,建议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增加规定：“未成年人在犯罪记录被封存后五年内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其相关犯罪记录予以消灭”。如此，一则可以成为一项鼓励未成年罪犯在五年内奉公守法、悔过自新的激励机制；二则将先前的犯罪记录彻底销毁,无疑会比简单封存更有助于未成年罪犯今后的生活。
（四）齐心协力，撑起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顺利实施的“保护伞”。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未成年罪犯的人生道路还很长，让他们用一生的代价为年少时的一次犯错“买单”，有违公平，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自身的成长，往往还会使他的整个家庭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剧，不利于构建稳定和谐、充满爱与希望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有责任给犯过错的孩子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帮助他们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重新回归社会和家园，这对他们的家庭是莫大的宽慰，也是在我们的国家播撒下善的种子。一次温情的封存，或许就是一次新生命的开始。未成年人有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笔者认为，公检法司都应该单独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一套专门的工作机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来承办。社会各部门对此也应加强协作，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身不仅涉及司法部门的认可，更需要社会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同时，民众的心理的认同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推行也是非常重要，因此要加大对此项制度的宣传，真正保证未成年罪犯在权利行使以及机会获得上的平等，为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营造一个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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