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高祥(6)
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资格只是满足了合法金融行为的条件之一，法律法规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所规定的法定条件也是影响金融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而，我们认为，行为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时是否具有实施该种行为的法定条件，也是确认其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例如从贷款行为来看，如果是由不具有法定贷款条件的人实施的贷款行为肯定是违法的贷款行为。《贷款通则》第17条第2款规定了借款人的条件，即“一、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的，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二、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应当经过工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三、已开立基本帐户或一般存款帐户。四、除国务院规定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50%。五、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六、申请中期、长期贷款的，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需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上述规定中的条件对于合法的贷款行为来讲都是必要条件，凡是不具有这些法定条件的贷款行为都要以此直接确定其行为的违法性。
（3）行为人实施的金融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所谓“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括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和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禁止性规定。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针对行为本身所做的义务性或限制性规定，也是构成合法金融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定。例如《贷款通则》第20条规定了对贷款人的限制，即“一、不得在一个贷款人同一辖区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级分支机构取得贷款。二、不得向贷款人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八、不得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借款人的限制性规定体现出《贷款通则》对特定行为的否定，在贷款过程中借款人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其行为就已经具有确定的非法性。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就更容易理解，刑法对各金融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即表明了刑法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只要行为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这些行为，其行为便已经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
2、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失控条件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二层面的判断标准。当行为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时，只表明其心理态度符合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条件，具有了形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但却并非表明其必然地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键还要看其心理上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是否具有明确的追求，因为这才是构成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决定性条件（当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一行为同时反映了行为的非法性和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明确追求）。对此有日本学者芝原邦尔指出，以财产增值为投饵的手段来讲，可以在两种情况下满足“欺骗他人”的要件，一种是经营者没有偿还能力却伪装出有偿还能力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与偿还能力无关诈骗罪照样成立的情况。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同样都是非法集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保持了公众与存款之间的正常联系，即在非法集资的基础上，公众仍然能够凭借存款凭证实现对存款的权利，集资人也有或者自信有足够的诚信和能力保证存款的支付；而集资诈骗行为则意图或已经彻底割断了这种联系。在这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也就是指行为人在非法地实际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之后或者同时，因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使权利人完全不能以任何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财物的控制。判断行为人是否意图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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