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苏建召
为了遏制醉洒驾驶和飙车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的情形之一入罪。醉驾、飙车入刑实施一年多来，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立法衔接方面的疏忽，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在强制措施适用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亟待加以解决。
困境之一：羁押诉讼无法采取逮捕措施。危险驾驶罪的刑期达不到逮捕条件的最低刑期标准。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娣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就是说除了社会危险性要件之外，适用逮捕的另一要件是罪犯可能被判处的最低刑期为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即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期只能是拘役。这样一来，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依法不能得适用逮捕措施。
困境之二：非羁押诉讼遭遇多重尴尬。既然逮捕措施不能适用，就只有非羁押诉讼模式可供选择。法定非羁押措施只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相对而言，监视居住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较重，且司法成本高。而危险驾驶罪属于轻微刑事犯罪，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危险驾驶案件的诉讼时限特别短暂，公、检、法三机关很难交替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均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取保候审措施必须与诉讼阶段相对应，即案件运转到哪个阶段，应由哪个阶段的办案机关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而每个阶段十数天的办案时限，要由三机关之间频繁变更取保候审手续，因过于繁琐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二是一律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结。实践中，全部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脱离羁押场所后逃逸。尤其是流动人口居多的城市,危险驾驶行为人多数不是本地户籍,出现了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按时到案接受审判的情况。而居高不下的“醉驾”案，则对人民法院在规定期限内审结案件造成巨大压力。
三是仅采取取保候审后直诉，法院的主刑判决与交付执行遭遇两难。一般的非羁押诉讼案件，由于不受刑期上限为拘役的限制，人民法院可以视被告人是否存在被判处实体刑的可能，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实施羁押。危险驾驶罪非羁押诉讼则因受到刑期上限为拘役的限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确实需要判处实体刑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却无权作出逮捕决定。而不对尚未羁押的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法院的判决书将无法确定被告人刑罚执行的起算点。即使法院判决被告拘役的实体刑，欲对尚未羁押的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又存在上诉期判决未生效致所判刑罚无法交付执行，不得立即决定逮捕的法律障碍；而判决生效之时可能难觅被告人踪影，交付执行陷入困境。这就人为加大了司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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