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罪/黄维青(8)
六、完善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构想
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截短的构成要件理论或者危险构成要件理论值得借鉴。对于实害犯的追诉，一定要等到有犯罪实际危害的出现方可进行刑事追诉。由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和抽象性，若固守犯罪实害的才进行追诉的原则，则行为人极易毁灭证据而使刑事追诉工作徒劳无功，所以，在经济犯罪之中，只要有特定的行为出现，即加以“犯罪化”而得对之即刻进行刑事追诉，如此方可保刑事追诉的成果。这就是“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主要原因。
根据截短的构成要件的理论，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是不够科学的。通观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不难发现，立法模式的不统一使得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相协调，这也是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莫衷一是的根源之一。例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营利之目的，而在我国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共有8个罪名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条文中有“以营利为目的”之规定，这种规定显然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实际情况不相一致，难道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查明行为人(单位)生产销售的“营利之目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规定呢？原因在于立法者是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当作行政犯来处理的。所谓行政犯是法定犯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而构成犯罪之总称。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来说，它们都是以违反产品质量法规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金融诈骗罪也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样都是行政犯，立法者却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把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为构成要件，其适当性令人怀疑。
从“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宗旨来看，在金融诈骗罪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纯属多余，因为这样的立法模式既与现代刑事立法中的行政犯犯罪化之趋势相悖，同时又有束缚司法机关手脚徒增证明犯罪难度之弊害，不能达到打击与预防该类犯罪之应有功效。
综上所述，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对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具体的构想：
第一，废除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还该类犯罪行政犯之“庐山真面目”。同时，重新界定与整合现有的八个罪名，将这八个金融诈骗行为重新命名，当然，如果能够与其他金融犯罪合并为一罪的，尽量合并起来，达到节约罪名资源的效果。以信用证诈骗罪为例，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信用证项下款项之目的，或者从诉讼程序上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完全可以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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