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审理的问题思考/张平(2)
三、先民后刑问题思考
理论上是“先刑后民”而实践中是“先民后刑”，先民后刑在外在有用性上获得“各方利益兼得”的效果，而在内在正当性以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来降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征表其认罪悔过的程度，【1】法院先民调解的行为也为被告在违法后如何补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司法指引。但是，自诉人所享有的撤诉权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被告人就范，在动辄上访的难缠人面前被告很难不满足其赔偿条件，毕竟自诉案件是贴不贴犯罪标签的问题，而公诉案件只是贴多大标签的问题，而超过被告人经济能力的赔偿很可能动摇刑法的罪责自负原理，由于人的社会性，在经验层面上，经济赔偿可能会难以避免的波及、连累、冲击直至殃及无辜的他人。【2】先民后刑的模式也会被自诉人滥用为“以刑逼民”的手段，徒增法院的负担和耗费司法的资源。
四、证据认定问题思考
刑事审判模式呈现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模式，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对案卷笔录可采性的天然“推定”，对案卷笔录证明力的优先接受，【3】然而，在自诉司法实践中，被告动辄会说“我要是不那么说，我就出不来”，“他们打我”，“他们骗我这样说就没事了”，这就牵扯到法官在刑事审理阶段对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进行认定的问题。
1、非法证据问题思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进一步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该规则。
我国司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由于“赵作海案”等令人发指的冤案得到互联网的广泛传播，社会生活和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人员摈弃陈旧的司法观念，但不能从“只讲打击不讲人权”的一个极端走向片面强调保护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另外一个极端。刑事司法系统必须肩负起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公众权益的职能，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法庭固然要进行排除；但对于那些违法情节不严重、侵害的利益不很重大、造成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一律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做法，容易破坏程序性违法与程序性制裁相均衡的原则，并且也可能导致一些有价值的证据仅仅因为取证手段的轻微违法而被否定了证据能力，使得案件的事实真相难以发现，甚至带来放纵犯罪的消极后果。【4】同时，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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