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研究/杨康(2)
二 中国人权史
针对中国古代是否有人权思想，相当多的学者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研究。本文鉴于篇幅就不再追论，在此就针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概述
自从严复将《社会契约论》译入中国后，激励了中国的改良派人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名教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这样人权观念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散播开来。改良派人士同时还提出了自由权思想、参政权思想、平等权观念、经济文化权利、妇女权利思想等，并着手了一系列人权实现途径。他们尽管冲破了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囚笼，否定了封建专制的社会性，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尚缺乏成熟的思想理论，而生搬硬套地拉用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而系统的体系。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随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时期，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将民权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宗旨实际已经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我国的人权思想。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人权思想不断得到丰富。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集体人权的提出；《临时约法》首次将人权入宪，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民主，民治相结合的近代人权观。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从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中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生存的那种文化氛围，人权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相当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人权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人权理论，使得中国人权发展拥有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最终化为泡影。这一次人权运动可谓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权运动，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权观念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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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的人权
新中国以来，经过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努力，我们从制度上空白起步，针对人权相关的问题，发表了12份白皮书和若干篇文章；制定与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积极保障人权；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与对话；主动地面对国际社会的人权挑战和斗争，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
主权与人权的问题，我们国家一直坚持将人权和主权、民主建设相结合地对待。长远角度来说，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及全人类的解放，这样人权理所当然应高于主权；但眼前角度来说，国家是普遍人权实现的保障，是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反对将人权和主权相分离，以人权保障来干涉主权或者以保护主权来限制人权的发展。针对主权和人权关系的论述可参考孙国华等编著的《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民主和人权相结合是我国人权优越性之一。只有有民主的地方才讲人权。 民主法治人权是一面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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