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迟延履行利息难点问题探析/黄文艺(2)
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从立法原意探究并立足于解决 “执行难” 严峻处境下的现实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第二种观点。 《若干意见》第 295条关于迟延履行金的表述中言明：“被执行人未按判决、 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结合第 294 条的规定，司法解释的本意是金钱债权如果迟延履行，则判断为债权人肯定有损失，损失额就是应给付金钱的利息，而损害赔偿的补偿条件和标准就是支付双倍的罚息，且该罚息“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当事人对迟延履行的损失约定了违约金等进行弥补的，也不能排除法律赋予申请执行人收取迟延履行利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良善的人不会轻易违法，违法的人必然内心对法律心存不敬，法律制度层面不能祈望已经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依靠良心发现或者善意选择而服从法律。 相反，法律应该创设让恶意逃避、规避执行的人无处逃遁的气氛和一旦违规就要受到严格处罚的环境，这也是当今信用缺失、规避执行成为常态的中国社会必须确立的制度。
迟延履行期间的确定
迟延履行期间要确定起算点和终结点。 《若干意见》第 293 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各地法院对此规定的理解一度很不一致，有的从判决生效日起算，有的从送达执行通知书的时间起算，有的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开始起算。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对我国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一定的履行期间的制度背景没有正确的认识。 “对于债务的履行有确定的期限，则期限的超过，债务人是否当然地陷于履行迟延，在合同法上有无须另行催告的所谓‘期限代人催告’的原则”，和“债权人如要通过司法上的手续强制债务人履行，原则上仅有债务的履行期到来这一事实尚未为足，尚须事先通过法定的方式向债务人要求履行亦即以 ‘期限并不代人催告’的原则”。[4]“我国虽采‘期限代人催告’原则，由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采取了债务的‘债权人往取主义’原则，就必然使得‘期限代人催告’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大打折扣”。该观点解释了确定迟延履行以限定的一段履行期间经过以后开始计算的原因，即我国民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中对迟延履行一直执行类似催告的制度，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履行准备期。因此，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是符合我国民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规律的。 目前，民事执行工作中对此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时间从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算。 如果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限是当事人约定的将来的某个时点，则该时点经过的次日即为计算迟延履行的起始点。 如果法律文书没有指定履行期限的，则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次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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