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案件“律师费”的思考/刘磊(5)
（二）如何让民众信仰法律，使其法治意识真正觉醒
民众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社会才会井然有序。法院是适用法律的公权力机构，法官应当充当“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个案的处理，实现个案正义，培育关联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社会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用法的前提是知法，民众能知法不一定能用好法，从法律被适用到形成信仰会有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普通老百姓遇到案件能主动找到法院，并聘请专职的律师为自身服务，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绝不能被动地接受。法官应当纠正民众对法治的误解，拉近民众与法律的距离，使他们明白：法律本身即来源于生活实际，法律是调解社会的秩序规则，法律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当下开展的“审判五进”活动即是一个契机，中国法治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个法律人奠基，民众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我们充分发力。
（三）民间纠纷调处机制有待健全，矛盾分流机制急需重构
总体看来，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分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两大类，相较于私立救济模式，公力救济有严格的程序，其“人情味”略显不足，很多民众对此难以接受，因此，很多农村民众以“到法院打官司为耻”，骨子里对“从公救济”充满敌意。私立救济建立在当事人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以平和、不伤和气方式化解矛盾而为当事人青睐，但一旦义务履行方不信守承诺，另一方当事人只得寻求公力救济，免不了要走弯路。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0日实施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应当受理”，但是，整个规定中受理的范围和认定的情形非常有限，且规定“共同申请”，在实践中作用有限。
社会的变革致使农村社会流动性加剧，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实践中，乡镇司法调解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民众的矛盾很难在基层一线化解。随着我国“诉讼时代”的到来，大量的矛盾涌入法院难以避免，但也应建立合理的矛盾化解分流机制，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调处机制。单纯地依靠诉讼解决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既不现实，亦无法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司法发展动向不符。“律师费”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实属无奈，我们的矛盾化解分流机制是否出现了阻塞？法律的导向机制是否健全？
（四）法官应学会运用群众语言，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法律作为一门很专业的社会科学，内在具有严谨的逻辑架构，法言法语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共同语言。农村社会里，由于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氛围，法言法语对普通老百姓较为生疏，一般人又“无事不登三宝殿”。 在新形势下，司法活动一再被推向社会的风口浪尖，部分群众对当前的司法心存芥蒂，服务的主体与被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一度紧绷。上述现象启示我们，可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主动走进人们群众，积极运用群众语言为民众释疑解惑，努力构建通畅的交流对话机制。法官要主动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学会运用群众语言与群众打交道，将某些生涩枯燥的法律条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娓娓道来，民众方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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