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王冠华
对于隐名投资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我国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形式说”，即坚持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主张以名义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籍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二为“实质说”，即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仅具证权功能，并无设权效力，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意，不以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主张将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三为“折衷说”，认为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以“形式”或者“实质”一概论之，应区分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事务时，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应优先考虑形式上的外观主义，特殊情况下考虑实质要件；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通常应充分尊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意思自治，优先考虑实质要件，特殊情况下考虑形式要件。
笔者以为，由于隐名投资的成因与类型复杂多样，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更符合价值判断的原则，可以避免“形式说”或者“实质说”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某些僵化、绝对的缺陷。基于此，笔者对实务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仅有原始出资证明”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是，当实际出资人仅有原始出资或者认缴原始出资的证明，是否就必然会被确认为隐名股东呢？结论是否定的。在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际出资，是隐名股东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被认定的充分条件。如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未对该等出资性质予以确认，没有明确该等出资系为实际出资人以设立公司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目的之真实、共同意思表示，那么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就会存在被否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这一规定并未定稿发布，但反映出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故，实际出资人以名义股东之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嗣后名义股东又无自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曾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者承担过义务，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则实际出资人股权确权不能成立，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其出资一般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实际出资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借款性质的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进一步地，在某种情形下，名义股东可能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的借贷性质也会不予认可，在实际投资人又无充分、确实证据的支持下，也可认定名义股东为不当得利并依法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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