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季境(6)
萨维尼更强调占有横向状态下法律关系的特点，而耶林的观点却是从占有与所有权的关系上进行的分析，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或揭示了占有令状某一方面功能，无论是维护社会秩序说还是保护本权说，对当时的现实均有一定的说明意义。由于占有令状本身就是为大法官应付变幻莫测的实际情况的，萨维尼与耶林的观点都有难以自圆之处。但多数罗马法学者主张占有令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禁止不经合法手续而擅自变更占有现状而设[21]。
第二，突出对诚信（善意）的保护。在近代社会民法价值目标及其体系构建中，占有均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保护占有人之占有权利方面，侧重于对占有意思的保护，充分体现了民法对人性的关注。诚信即是民法将道德准则引人占有制度中，成为法律行使公共政策的工具。诚信对占有人行为提出的根本标准是善意，该问题集中体现在合同及占有制度中，而在占有制度中，最主要的表现在取得时效制度中，所以有学者称时效制度为“法律与道德的战场”。[22]公元193年，古罗马珀尔提那克斯（Pertinax）皇帝颁布了一个给阿拉伯和叙利亚省的诏书，允许耕种弃田的人在两年后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但以原所有人从未抗议过为条件。显然，这种弃田的耕种者在主观上是恶意的，却能通过两年的时效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再往后的君士坦丁一世（285～337）规定，凡所有人放弃其占有达40年的，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法律即不再保护其所有权，占有人即使出于恶意、盗窃或暴力，也可拒绝所有人的诉追。[23]公元424年，狄奥多西皇帝规定了大多数诉讼之时效为30年，代表了罗马法时效制度之成熟。优士丁尼时代，规定对一般动产之占有时效为3年；但如某人以善意取得占有物，即便其缺乏正当原因，占有人在对占有物持续占有期间届满30年之特长取得时效后，亦可取得该占有物之所有权[24]。罗马法的占有人在开始占有时具备诚信即可，甚至为了使社会财富得到充分利用在某些情况下不要求诚信的时效规定[25]，反映了古罗马法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
及至中世纪，道德和宗教强烈地向法律领域渗透，注释法学家将罗马法客观诚信上升到主观诚信，提高了诚信的构成难度，并通过教权的干预将罗马法的占有人在开始占有时具备诚信即可的要求改为必须在整个的占有期间自始至终保持诚信。这成为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市民法学家都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的困难而又古老的问题。[26]也正是这一主观诚信演变，使得后世占有意思要素中善意的认定飘忽不定，更加大了对占有构成及保护认定的难度。而实际上，罗马人不过是基于实施公共政策的需要，将道德因素引入法律制度，给占有披上了善意的外衣，以达到其调整财产关系以达物尽其用的目的，此处，“占有构成”、“善意”都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比如，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之民法典规定，拾得者对拾得物之占有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所有权，绝不是对占有心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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