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蒋月(4)
二、我国现行《继承法》放任遗嘱自由之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规范对遗嘱自由的规制，在1950 年代，考虑较周到，限制较多，内容合理（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各分院关于继承方面的决定、批复、解答中，这些限制涉及四项内容: 遗嘱剥夺女儿继承权的，部分无效; 遗嘱剥夺了无劳动生产能力的继承人继承权的，部分无效; 遗嘱损及继承人的继承权而发生重大不公平结果的，无效; 遗嘱与公共政策相抵触的，无效。）;但从1960 年代开始限制减少。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继承法规范对遗嘱自由的极大承认，倒不如说是受制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狠批一个私字”、私有财产极少之事实，以及立法“宜粗不宜细”指导思想的影响。在使用“自由”一词都十分谨慎的年代，对遗嘱进行限制似无必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公民私有财产价值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意识增强，限制遗嘱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多。
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延续此前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极少。仅下列两种情形下，对遗嘱处分给予限制。首先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 条。）其次，如果被继承人死亡时，其妻已怀孕的，分割遗产时须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当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 条。）换言之，如果遗嘱内容违反了前述任一情形的，该遗嘱将部分或者全部无效。
“必留份”是新中国继承法的创造，但因“双缺乏”而享有“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法定继承人毕竟是个别的，故其限制遗嘱自由的作用极其微弱。事实上，被继承人死亡时，若无双缺乏之继承人，遗嘱处分就处于几无限制的状态! 恰恰这种情形最为常见! 《继承法》不效仿大陆法传统国家或地区遗嘱继承法普遍实行的特留份制度，除了民族传统差异，更多是受制于立法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而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之需[6]。立法既无必要也不应该设立特留份。如今，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边界的遗嘱自由，的确有必要添加适当限制，照顾到利益主体各方的利益。
三、域外法限制遗嘱自由的途径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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