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对象必须同一/邵栋豪(2)
相对于第一类中的“人”，第二类中的“被害人”的范围显然缩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人”:即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这类人的范围显然大于直接的被害人，但又明显小于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所有的“人”。
在第一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人”的范围，同时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在第二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基本犯罪中的具体的“被害人”，也同样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且这种立法方式根本无法将结果加重犯与想象竞合犯有效区分开来。举例来说，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死亡。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由于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并不要求是基本行为的被伤害人，因而此时行为人仍然成立故意伤害罪(致死)。
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随之出现，将上述案例稍微改变: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轻伤，此时应当如何处理?按照刑法规定，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加重结果只能是重伤或死亡，但此时丙仅是轻伤，因而不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但如果对丙轻伤的结果与乙重伤的结果数罪并罚，则又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为此时只有一个行为，最终的结果必须以想象竞合犯才能有效评价这一犯罪行为和结果。悖论在于，对同一被害人丙而言，当其所受伤害为重伤或死亡结果时，会成立结果加重犯;而当其所受伤害为轻伤结果时，便成立想象竞合犯。难道对行为和结果不法判断的性质会因结果的轻重而有区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基本犯罪中的被害人和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不一致时，是再明显不过的想象竞合犯，而这其实也正是直接性原则的最基本要求。
立法词语的模糊给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切实贯彻直接性原则，坚持前后对象的同一性，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适用范围，正确界分不同罪数形态，从而做到精准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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