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损害赔偿途径探考/孙建英(3)
（四）犯罪嫌疑人多经济状况不佳，为赔偿设置了障碍
先抛开精神损害赔偿不谈，我们来看看物质损害赔偿。侵财类犯罪的犯罪分子多数经济条件不佳，除了当场抓获之外，赃款赃物几乎都挥霍一空。例如今年我院受理的罗某抢夺案，罗某实施了百余起抢夺犯罪，抢夺的对象均是中年独行女子，根据证据和罗某指认犯罪现场的情况，最终认定的有42起。审查起诉阶段认定的犯罪数额近20万元，所获赃款赃物均已不知去向。最终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害人在接到《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后纷纷来电或是亲自来检察院找办案人了解赔偿事宜，在了解到罗某没有偿还能力后纷纷表示不愿聘请律师、交诉讼费去打一场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冤枉官司。类似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相当多。如何突破犯罪分子没有偿还能力的硬伤、给予被害人及其家属切实的物质安慰，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被害人经济损失赔偿途径的思考
如何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的途径，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不懈探讨的一个热点。笔者拟提出自己的几点浅见：
（一）针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在立法中加以合理变更。
对于此种程序上的设置，可以选择两个方案加以改善。
其一、针对侵财类刑事案件，检察院可直接将此程序滤去，而是变更为告知被害人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并提示民事问题可聘请律师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解决。其二、仍然保留该程序，法院一并受理侵财类案件的附民诉讼请求。方案二便利了被害人，简化了程序，但是对于刑庭而言则增加了工作压力和难度，对法官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
（二)检察院有必要与司法所、公安机关、法院加强联系，并就调解矛盾事项达成某种机要。
检察院的职能设置中没有调解人民矛盾的内容，不具有调解矛盾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司法局的职能之一就是人民调解组织业务，在化解矛盾上可谓名至实归。检察院与司法局联合，可以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中的矛盾化解工作找到依托的主体和场所，也可以将化解矛盾的对象扩展到作不起诉处理外的其他案件，从而从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
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早日介入侦查阶段的化解矛盾，针对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尽到赔偿义务、双方矛盾化解的情况下可以作撤案处理。这样操作不但可以监督调解工作中的规范性和廉洁性，也可早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还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检察院与法院建立某种机要，其目的是解除调解中犯罪嫌疑人的顾虑，其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够得到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从轻处理，从而使调解工作与判处刑罚的轻重紧密联系起来，使调解工作能够成为刑事附带民事领域的“辩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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