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检察思想初探/赵刚(2)
二、完善、健全人民检察制度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1949到1968年，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在短短20年的历史上经过了“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1951年冬季的编制会议上讨论精简国家机构时，有人提出检察工作“可有可无”，应予裁减。第二次是在1960年秋季精简国家机构进，康生主张取消检察机关。谢富治主持的中央政法小组提出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受公安部党组统率；地方检察机关的存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决定。前两次，检察机关直接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反映，使检察机关保留下来。进入文革后的1968年12月11日，谢富治授意高检院、高法院、内务部三家的军代表和公安领导小组，联合于1968年12月11日向中央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检院完全是抄苏修的，早就应该取消，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被撤销。相较而言，董老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国内，始终对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要建设国家政权必须要建立、健全革命法制，实现依法治国。而在建立、健全革命法制的过程中，就要不断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有力地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完善、健全人民检察制度也应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1951年后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只起盖橡皮图章的作用”，一些地方决定撤销检察机关。董老得知后，及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最后决定检察署不能裁撤，而要健全。1954年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考虑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将“人民检察署”更名为“人民检察院”，由权力机关—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董老认为“检察机关只有国家与人民需要它的时候，它才能存在和发展。有人认为检察署可有可无，这是不对的。”②(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18-319页)“人民现在需要检察机关，将来是否还需要呢?应当肯定地说还需要。这因为国家还存在时，它的法纪必然存在，维护法纪的机关也必然存在。直到国家消亡，人民不需要国家机器的时候，才不需要检察机关。”③(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22-323页)人民检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忽视检察工作甚至取消检察机关，都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的时期都正是我国法制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正是鉴于文革破坏法制的惨痛教训，1977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通知”，全国先后有19个省、8个大军区、35个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都提出了要重新设置检察机关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设置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可准确打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的监督;可从法制上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1978年颁布新宪法，叶剑英委员长讲话指出:鉴于同严重违法乱纪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宪法中规定，要重新设置检察机关。检察制度曲折的发展历史最终验证了董老五十余年前做出的“检察机关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检察工作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以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要，而任何削弱乃至取消检察机关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规律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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