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环节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我见/陈远平
为全面贯彻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公安部近日发布了全面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并与《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程序规定》在公安刑事执法的基本任务中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严禁刑讯逼供”写入总则。这对于规范侦查办案程序，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据悉，2012年12月22日，来自公安部、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法学专家、律师等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就刑讯逼供的防范进行了深入探讨（见2012年12月24日重庆法制报转载新华社报道）。表明刑事侦查的最高主管部门已经对刑讯逼供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预示着刑讯逼供的防范与反制工作将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笔者看来，刑讯逼供作为非法办案现象产生于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之中，理所当然地应致力于侦查环节的防范与反制。而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表明了防范与反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笔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望专家、学者与同行赐教。
一、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立足点：努力提升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
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在侦查人员身上发现三种不正确的执法理念：
一是职权主义。职权主义是一种以我为是的官本位主义。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可以随便动用公权处置私权领域的人和事，主要表现即为老子天下第一，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怎么着都是正确的，无视他人的合法权益。改变这种理念，就是要变职权主义为当事人主义，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变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为依法办案依程序办案。公安机关本身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就侦查而言是司法机关，就治安等管理而言又是行政执法机关，但两种职权不能混用，不能在侦查的司法之中动用行政管理的命令手段去对待当事人。
二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是封建制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刑事诉讼原则，即在审判机关对被控告的人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就将其视之为犯罪人。只要被控告之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以有罪论之。这在欧洲中世纪最为典型（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310页）。中国封建社会的有罪推定可以在《唐律疏义•断狱》中找到记载，其“疑罪”条中即有“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的规定即属有罪推定。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上有罪推定的历史相当长，因而对以后各时期刑事侦讯影响至深。时下最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嫌疑人当作犯罪人，认为不供述罪行就是拒不认罪，于是随便训斥甚至施以拳脚；二是只搜集有罪证据，对无罪的罪轻的证据不予搜集。为遏制有罪推定观念的蔓延，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在一定程序上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并未根绝，以致于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不断发生，极大的损害了中国司法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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