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环节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我见/陈远平(2)
三是轻信口供。口供在罗马法中被称为“证据之王”。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被告人的口供被法定为完全证据，成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不得定案，因而取得口供多系严刑拷打之结果。即使在中国，被视为“青天”的包公海瑞，也同样不乏严刑逼供的作法。我国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专项整治，在初期及中期阶段亦不乏其例，以致后来纠错的案件较多。虽后经长时间整改，情况大有好转，但仍然时有发生。办案人员轻信口供，行动上就会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的搜集查证，认为只要嫌疑人开了口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嫌疑人口供往往是有水分的，甚至可以误导办案人员促成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庭审时主要是以赵作海在公安侦查阶段形成的9份认罪杀人的口供笔录定案的，结果是所杀之人又奇迹般地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家中，令国人十分震怒。
空间的距离从来就不是问题，观念上的距离最为可怕。上列问题，反映了三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所以，防范和反制刑讯逼供，必须整顿办案思想，重树正确的办案理念。不如此，再好的防范措施皆无济于事。
二、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着力点：创新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控机制
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之大修，各级公安机关都在采取措施，改革侦讯制度，强化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的力度，这是值得称道的。笔者认为，综合全国情况，以下制度机制，应作为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的着力点：
一是隔离讯问机制。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在12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与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介绍，为严格防范刑讯逼供，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建立完善了提讯、提解、讯问室物理隔离和换押等制度机制。被羁押人被提训前后和押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时，严格实行体表检查制度。笔者认为这些制度设计有较强的适用性。实行审讯点的物理隔离，可以防止侦训人员与被讯问对象的直接身体接触，比如安装玻璃墙、设置视屏讯问装置等，既能让侦讯人员看得见被讯问对象的表情和情绪，又阻却了双方直接的身体接触，有效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提解制度的优化及返回体表检查有其制度的适用性，但笔者认为应当以就地讯问为原则，以个别异地提讯为例外，这样既可以减少提押环节，节约司法资源，又使监所内设的讯问室能置于监所管教人员及驻所检察人员的监视之下，防范效果应当更佳，而且这原本就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直接要求。有报道称，目前北京市的看守所均在监区内设有专门的讯审室，在押人员与办案人员分别通过两条独立通道进入讯问室，各讯问室皆实行物理隔离。这种就地讯问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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