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神学渊源及启示/张斌(12)
在死刑案件中，强调“排除合理怀疑”道德维度的意义尤其重大。我国有一种观点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比“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更高，应当是“排除其他可能性”。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体系中，存在着比“排除合理怀疑”更高的证明标准。如果我们按照英美九层次证明标准的理论，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目标视为“道德确定”，那么这种观点认为在“道德确定”之上还有一个标准，即“绝对真实”或称作“客观真实”。暂且不论这种“绝对真实”或者“客观真实”的状态，是否能够通过制度或者程序的安排达到，单就本文要强调的“排除合理怀疑”道德维度而言，主张在死刑案件中采用比“排除合理怀疑”更高的“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标准，也有轻看裁判道德在事实发现和证据调查中的功能之嫌。难道依靠“理性人”的良知和真诚，“道德确定”被告的罪行，在认知方面还有弹性的空间和不彻底的地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竭尽所有良知和理性的理想状态。很难想像还有比这种状态更理性、更审慎、更热忱地事实发现状态了。{48}主张死刑案件中的“排它性”标准，除了宣布我们对死刑案件的处理更慎重这种形式上的意义之外，可能牺牲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在事实发现和道德确定方面的应有功能。这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怀疑”的道德安全论在理性维度上的工具价值，进一步思考“怀疑”的道德安全论在道德维度上的独立价值，综合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利弊。因为，应当谨记的也许是，刑事证据调查不仅仅是事实的，同时还是道德的。
【参考文献】{1}In Re Winship, 397 U. S. 358，374（1970)．
{2}Blakely v. Washington, 542 U. S. 296, 301 (2004)．
{3}Milesv．United States, 103 U. S. 304，312，261，26 L. Ed. 481（1881）．
{4}J. Wigmore, A Treatise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3 nd ed.（repr. Holmes Beach :Gaunt, 2003），4：3542.
{5}See James Q. Whitman, 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 Theological Roots of the Criminal Trial, YaleUniversity Press, 2008，Introduction.
总共16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