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神学渊源及启示/张斌(14)
{27}同上，第78页。
{28}参见前注{5}，James Q. Whitman书，第129～134页。
{29}这里需注意，“来自乡间的邻人”组成的“证人和检举者”，只是英美刑事陪审制早期发展的一种形式。英美普通法的陪审团有“民事的陪审团”和“刑事的陪审团”、“调查的陪审团”和“审判的陪审团”之分，这几种陪审团在11、 12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均有不同形式的发展原形。这些最早形式的陪审团，与英格兰在1176年建立的“王室法庭”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审判。因而，这些“来自乡间的邻人”从最初的检举功能，发展到同时具有检举功能和“证人”功能，再发展到后来具有裁判功能，成为典型意义的刑事陪审团，审案范围从最初的“血案”发展到后来具有“罚金”( fines）刑，是在与教会法庭的抗争中、在理顺与王室法院的关系中、在与其他形式陪审团的交互影响中，逐步成形的。这是渐近而又缓慢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限于本文主题，不能详述这种英美早期各种形式陪审团的发展情况。只需要指出，英美刑事陪审团，无论出自什么形式，在13世纪中期都同样面临着刑事裁判所带来的道德压力。
{30}在大陆法刑事审判的早期发展中，法官避免运用“个人知识”判案得到较好的贯彻，因为他们不需要像英美陪审团成员那样，运用个人经验作证。证人的出现，成为法官救赎的替代品。详细演变情况，参见前注{5} , James Q. Whitman书，第四章，法官的救赎与证人的诅咒。
{31}同上，第148页。
{32}须注意，这里的英美刑事陪审团不是像欧陆的法官一样，通过纠问证人或者被告，调查被告是否具备有罪的事实，而是基于他们知晓的情况，直接判定被告有罪无罪。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
{33}参见前注{6}，Barbara Shapiro书，第4页。
{34}Bl. Comm. 3:368，参见前注{5}，James Q. Whitman书，第152页。
{35}同上注。
{36}Sir John Hawles, The Englishman's Right: A Dialogue Between a Barrister at Law and a Juryman, Repr. NewYork ： Garland, 1978，p. 22.
{37}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民事案件处理不太一样，14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英美民事陪审团成员仍然只允许做出“一般判决”，不允许做出“特定判决”，这直接导致1348年英议会向国王的请愿，但最终没有成功。有关“特定判决”和“一般判决”的研究，可以参见托马斯格林：《根据良知的判决》（英文版）( Verdict Ac-cording to Concise)。上述论述转引自前注{5} , James Q. Whitman书，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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