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神学渊源及启示/张斌(5)
三、前现代社会分担或免除“怀疑”的一般方式
如何消除作为基督徒的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对同样是基督徒的被告做出定罪判决以后所产生的潜在罪孽感，让他们确信自己的救赎不会因为他们的定罪判决而受到上帝“永罚”的危险，根据学者詹姆斯的研究，在“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出现以前的前现代社会，总体上有四种。
第一种方式是“集体参与”，即在战争或者裁判中，所有的人均要参与杀戮与残害的活动，以此确保参与的人都有“杀戮是集体所为而非自己所为”的心灵寄托。“普通法要求陪审团成员对定罪判决的‘一致同意’原则，实质上是道德分担原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12个陪审团成员的一致同意会比12个陪审团成员中11个或者10个这种绝大多数同意的情况，更加准确和可靠”，“一致同意原则是让所有陪审团成员分担裁判杀戮所带来的沉重的道德责任，以便让这种道德责任在陪审团成员中弥漫扩散”，“一致同意规则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定存疑事实的任何理性和科学的方法”。{22}
第二种方式是“随机抽取”( randomizing)，即在杀戮活动中用占卜的方式来确定特定团体中所有成员的生死状态。英国在1884年有一个著名的判例，即Regina v. Dudley and Stephens案，法官在那个案例中谴责“分食”是一种“不公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谋杀行为。但是正如詹姆斯表述的，这种难以理解的谋杀，其实具有道德安排的理由。“正是抽签的办法让所有参与抽签的人感到，杀死其中一名成员是上天或者命运的安排”，{23}与参与杀戮的其他成员无干，从而排除了其他所有成员对被害成员之死所存在的道德责任。
第三种方式是“责任转移”( responsibility-shifting)，即通过强迫其他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的办法，安慰法官最终的定罪判决并不是他一个人做出的，以此分担他的道德责任。19世纪以研究刑事法律著称的学者斯蒂芬，对英美陪审团有过这样的解释，“对于法官而言，很难说保留陪审团形式的审判，会比以其他任何个体组成的小团体形式进行的审判，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形式只是让法官从那种难以忍受的重压和痛苦的裁判中解脱出来，只根据陪审团的最终意见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他进而认为陪审团成员转移道德责任，除了上述的“集体参与”因素以外，也因“责任转移”因素的存在，会有部分转移到法官那里。17世纪的律师和政治家约翰哈罗斯爵士（Hawles）在他写的那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对陪审团“转移道德责任”的功能，也有过类似的描述。{24}这种在审判中“责任转移”的情况，在10至12世纪盛行的“神明裁判”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例子。詹姆斯认为，“神明裁判”中，通常情况都是在被告的罪行比较明显的前提下，才运用水审或者火审的方式，“神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现事实，而是转移那种法官身上可能具有“令人憎恶”的道德责任，“让上帝决定去惩罚他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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