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基层检察院直接行使民行案件抗诉权/刘顺航(2)
二是造成检察机关司法资源的浪费，工作效率不高。从基层院审查民行案件看，自受案到认为符合抗诉条件到提请上级院再审查直至做出提抗或终止审查，在这期间的法定审限就达半年以上。经过二个不同机关对同一事实做重复审查，真可谓“谨慎”。若再加上人民法院的再审期限，通常一个案件从当事人申诉到再审结果的出现，一般都得在一年以上。
三是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得不到完整的行使。抗诉案件回归原审基层法院再审，使得“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结构受审判一方冲击解除，原有的检法二机关的平衡制约机制受到影响。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基层法院既可以依法审理所辖内的一审案件，又同时能够再审由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先前已经原审过的同一个案件，而与其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却不能对已生效又确有错误的一审裁判实行直接的法律监督，只能作为服务上级院的一种协助力量。所谓提请抗诉意见，只是一项建议性的工作。这与基层检察机关应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责是很不相称的。法律监督不同于一般监督，它是一项权力行使，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和指挥权，具有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在现阶段，基层检察院仅能行使向上级院提请抗诉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因为此时，被监督对象不在他职责内支使或指挥范围，且提抗后须受制于上级院的审查，并最终是以上级院的意见来决定提出或终止抗诉的。由于基层检察院未能有效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在客观上使其法定的职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四是社会效果欠佳。在抗诉再审由基层原审法院审理后，诉讼过程仍是法院正常的普通一、二审程序，抗诉机关在再审活动中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权利事项，而且被指派出庭的基层检察院除宣读抗诉书和对庭审合法进行监督外，并无太大作为。此外，案件当事人及知情者对抗诉再审回归原审法院再审的活动，对其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存在合理的怀疑。
㈢基层院行使抗诉权的合理性
首先，现行的抗诉再审有利于推动基层院向着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的方向迈进。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中，发现原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经与同级法院协商后可以作出检察建议，被同级人民法院采纳的，其作用和意义与抗诉改判具有同样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在对原案再审结果确有错误仍坚持不改的，可报请同级人大监督，对再审结果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基层院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降低或接近于消除检察机关单方维持的原有的提抗审查的双重门槛。这些将为实现“一审案件同级抗”起到良好的过渡作用。
其次，由基层院行使抗诉权，是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长期以来，再审改判率低，检法双方分歧意见不易解除，这些现象已不是处于双方都能履行各自职责时产生正常的属于相互制约的那种情况，而是对一方维持错误另一方无法监督到位这种程序上的不当所产生的摩擦。而赋予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将有效克服监督不到位的弊端。就法理而言，在国家划分司法管辖中，设置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是平衡并存又相互作用着的。在这种结构下，任何一方的职责履行，都必然引起相应方的职能连动，原先的民诉法中对这项立法的定位，并不会破坏这种连动和制衡关系，而是将基层院双方的这一项权能处在消极的不作为状态，把行使这项的权利义务抬高一层去运作，是在上一级的层次范围内去开展审判与监督的制衡和连动。而今，现实的这一平衡杠杆呈一高一低的出现，在客观上破坏了监督与平衡连动的完整性。既然审判一方已将抗诉再审放回原审进行，且已得到社会的认同，造就了情势变更的新的客观事实的出现，在立法中就应有它被认可的位置。但事情的另一端，即对检察机关的原设计模式至今还没有做相应的立法调整。无论从立法或司法角度，都应当从其内在的要求考虑，做出取直线的平衡制约关系。我国民事立法中对民行抗诉的策划是在维持体现准确、公正的实体原则和体现相互制约平衡的程序原则下设计的，这一设计在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显然更偏重实体理论功能的实现，而缺少司法实践总结的程序保护，故从它出台起就不是完美无暇的。在人民法院已经做过的部分调整和还应当允许基层人民检察院做相应部分调整的民行抗诉再审，都来自于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只有调整到位，原有立法在这方面的二项指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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