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法律文化速变/库欢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9亿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里蕴含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土性，对土的依恋，让他们生活的圈子变得狭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稳定了这块固定生活圈的格局。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在这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但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也可以这样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但是在自己狭窄的村落之间，这种孤立，隔膜就消失殆尽，人们在村落里生活，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相互之间见证了各自孩子的成长，宏观来看就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我们经常会听见这样的言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乡土社会的格局导致了法律文化渗透的局限性，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的各种秩序尽然有序，即使出现了纠纷，靠得也是村落里的所谓的权威人士来解决，处理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人们对于纠纷的处理结果却很少有异议，这种熟人社会复杂的关系网所产生的礼治约束力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的思维无法渗入其中，礼治的形成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它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并且能有效的应付各种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是靠礼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每个人了，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虽然还没有达到乡村城镇化的水平，但是由于乡村务工人员大量向城市涌入，带来了农村传统格局的巨变，人们不再继续以前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转而进入城市，创造收入，这种行为就直接打破了以前的熟人社会格局，人们不再在礼治的思维下生活，这批务工人员从城市不仅带回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城市里陌生人社会的法律思想，面对纠纷时，礼所产生的约束力已经大打折扣，乡村社会里的权威人士的言论只能作为调解的一种添加剂而已，对结果地影响已经没有以前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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