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语境下侵权责任诉讼救济的困境与完善/陈昶屹(3)
2.现行网络侵权诉讼模式的制度困境分析。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提示规则"和"知道规则"主要适用于网络用户侵权、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作为义务和责任承担问题。该规则的确是为解决虚拟空间下的网络侵权责任而进行的具体设置， [5]但是适用于微博侵权时仍存在侵权诉讼模式的障碍。限于自身技术力量和当前网络用户非实名性的限制，被侵权人很难找到直接侵权的微博用户，必须借助微博服务提供商的披露才能获得真正侵权人的基本信息，进而主张权利，然而被侵权人要求微博服务提供商披露侵权人信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微博服务提供商为了保护其客户利益主观上也不愿直接披露信息，因此被侵权人只能被迫起诉网站，从而逆向寻找侵权用户并追索网站的侵权责任。但是上述"提示规则"规定，微博服务提供商仅就微博侵权"扩大部分"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而其构成该侵权责任又必须以被侵权人通知微博服务者后不作为或迟延，加之侵权微博用户进人诉讼后被认定确实利用微博从事了侵犯被侵权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为前提，然而，要满足这两个前提又只能先找出侵权微博用户后并通过事实查明才能认定微博用户侵权成立，这就使被侵权人必须面对上述悖论式的"循环怪圈"。
更令司法实务界头疼的是，由于侵犯网络人格权较之数字版权而言，除了证明权利归属问题之外，还存在是否构成侵犯网络人格权的法律争讼与判断，而在被侵权人先行起诉微博服务提供商侵权的案件中，往往难以直接对微博用户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被侵权人的网络人格权进行定性，如果在该案中作出直接定性，又可能产生与直接侵权微博用户与被侵权人之间的网络人格权诉讼定性不一致的错判风险。为避免这种错判风险，司法实务界往往倾向于加大认定微博服务提供商责任的难度，其结果却是被侵权人的诉讼难度和诉讼风险也随之加大，无法有效救济被侵权人的损害，反而会使侵权微博用户更加有恃无恐。因此，《侵权责任法》现行网络侵权诉讼模式和责任模式对微博侵权的救济也形成了制度困境。
面对上述困境，有人也许会提出只要要求作为中间服务商的微博服务提供者承担审查微博信息合法性的义务，则可以轻易解决救济被侵权人受害权益的问题，然而，制度安排的顾此失彼往往会产生新的难题，即如果要求中间服务商承担审查信息合法性的义务，尤其是在用户使用讽刺或暗喻的方式实施侵害网络人格权时，中间服务商的审查义务将过于严厉以致于它根本不可能承担，对中间服务商强加过重的义务，无疑会打击中间服务商的积极性，不利于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 [6]反过来会影响微博用户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而形成微博侵权责任救济制度的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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