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万鄂湘(3)
（三）日本
日本对被害人的支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运动。 虽然之前由犯罪被害人的亲属构成的消灭杀人犯罪亲属会和被害人补偿制度促进会等组织也曾就刑事赔偿制度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进行过提案，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时人们对被害人的关注较少，学界也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在强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上。 直到 1974 年“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才开始关注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4]1980 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等的给付金支付法 》；[5]日本警察厅于1997 年建立了被害人联络制度；检察厅于 1999 年建立被害人通知制度。 在立法层面上，2000 年 5 月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和取消性犯罪追诉期间等。 同时，民间支援团体在 2000年 4 月成立了犯罪被害人咨询室和社团法人被害人支援都民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援助等直接性的支援活动。2000 年修订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加制度，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不再仅仅以证人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当事人享有意见陈述权和通过录像连接等途径进行陈述的权利。 2004 年颁布的 《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和2005 年发布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计划》中，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命令制度和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作了基础性规定。2007 年，日本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被害人参加制度，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开始以准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6]
从上述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贯穿整个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等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享有不受侦查人员二次伤害权；庭审阶段享有出庭权、陈述权、询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判决阶段享有求刑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涉及加害人的刑罚处分结果，如减刑、假释、释放等都享有知情权。 在民间层面，通过各类被害人支援团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经济帮助和诉讼支援等。 因此，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权利的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司法机关，而是延伸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三、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国掀起了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热潮，但仍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不仅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理念相矛盾，而且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受侵的危险。 因为，如果让被害人直接参与庭审，有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1）易导致私人复仇观念的复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及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理念相冲突。（2）如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在法庭中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可能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因为被害人通常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罪行的情况下提出主张和意见的。（3）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防御权及导致量刑偏重、拖延诉讼周期等危险。 （4）在目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本来就十分脆弱、 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置于与被害人同等的地位，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受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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