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万鄂湘(4)
诚然，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过，这些问题毕竟仅仅是人们对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后果的设想，而非现实。 迄今为止，虽然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但并未出现当初人们预想的被害人参与案件审理会使刑事司法崩溃的后果。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在应用 nebenklage 程序的过程中，很少有被害人有机会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诉讼程序。 尽管被害人都明白一旦他们参与到诉讼之中并提出诉讼请求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但多数人都认可将起诉的权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行使的做法。而且，犯罪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面对面地对质和交流，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犯罪后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英美等国的实践也证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状况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 1996 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了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精神，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升到了类似诉讼当事人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2012 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遗憾的是，该修正案没有赋予被害人知情权、 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 （即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决定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权利。 这不仅不符合世界诉讼法领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潮流，而且也不利于解决涉诉信访等诸多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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