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探析/姜蕾(2)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见义勇为立法需解决的问题
（一)）他人身处危难之中，旁观者或过路人是否有对其进行救助的义务? 如果有，这种义务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指，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立法者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将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规范。道德法律化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及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立法者在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的时候必须在“倡导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间做出选择。若为倡导性规范，则法律仅仅鼓励陌生人对受难者进行救助，陌生人可以选择“救助”或者“不救助”，法律奖励救助者，但法律不惩罚不救助者。若为强制性规范，则法律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不履行义务的陌生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笔者认为，应将见义勇为行为设定为强制性规范，同时明确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障内容及范围等, 从而切实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不仅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循序渐进式发展。
（二） 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对被救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了损害，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判例来看，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倾向于认为救助人对不当救助行为引起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见义勇为者因施救行为而致被救助人损害的案件，法院并没有赋予救助人赔偿豁免权。一旦救助人因为救助行为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不论该救助人是否为善意的，都要赔偿被救助人的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见义勇为行为，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笔者认为，我国在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同时，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赋予善意救助人有限制的豁免权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损害，有利于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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