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外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李晓蕊
美国是对隐私权理论研究和系统立法最早的国家。美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始于普通法，1971年制定的宪法中第四条修正案规定：“公民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受侵犯”，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上述法律条文都未使用隐私权的字眼，但是显然这些保护是针对政府干涉行为的，隐私权是这些条款保护的重要利益之一。美国宪法上的隐私权的确立源于对个人事务自主性的个案争议，争议始于长期以来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的堕胎权问题。这一争议主要体现在1965年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和1973年Roe v. Wade案，经过几次激烈的辩论最后获得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基于对人民隐私权的保障而废除州政府对堕胎的禁令。自从这两个案件以后，联邦最高院正式明确隐私权为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开启了隐私权作为宪法上基本权利在概念范围及内涵上的全新领域，这一领域涉及到关于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随后，美国许多州也规定了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联邦法律和州法律规定的对隐私权的保护，使美国成为隐私权立法最为发达的国家。1974年的《隐私权法》是美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专门法律；《电子通信隐私法》是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保护隐私的重要成文法；此外，美国法律学会在《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中对美国各级法院判例中各种侵权行为法原则作了整编，概括了美国判例法对公民个人隐私保护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能够形成自有的隐私权保护体系，也是随着科技发展从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相当重要的一支，其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人文风格，塑造出与美国法文化迥异的隐私权观念。康德等思想家有关“人的尊严”的理论论述，客观上已奠定了“隐私权”的思想基础。然而，国家至上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隐私权进入宪法视野的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纳粹政权无视人权的暴政，使魏玛宪法中有关人权的保护性规定成为空文，与“隐私权”保护的精神背道而驰。战后德国痛定思痛，在宪法中确认了隐私权。但是在保障隐私权方面，与美国法院求助于法律正当程序所不同的是，德法认为隐私权可以涵括在基本法第一章“人格尊严”、第二章第一项的“个性自由”条款中。有学者将这种解释方法定义为“概括条款推导型”，即发挥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作为概括性的基本权利的统帅功能，大幅度地对于各种与人格有关联的行为自由予以宪法的保障，因此与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秘密等基本权利的个别规定共同构筑了“对个人私领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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