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裁判文书公开的必由之路/余秀才(3)
为保护阶级特权，确立了一些极不公平的制度，如我国历史上，为维护有钱人，西周时确立了赎刑制度，允许用一定的财货来折抵刑罚；为维护封建特权，[8]曹魏时确立了“八议”[9]制度，晋律中规定了“官当”[10]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实行公开审判，则意味着要将种种不平等公之于众，必然引起老百姓更大的不满。因此，只能以不公开审判为原则，这是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以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同时，作为不公开审判的例外，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不仅实行公开审判，而且在赴刑场前还要游街示众，例如我国在秦朝时就规定了“枭首”和“弃市”[11]两种刑罚，目的是起到杀鸡敬猴的威慑作用。
因秘密审判导致的乱捕滥杀、肆意妄为等暗箱操作使民众极大地丧失安全感，故时至今日，公开审判已成为全球普遍确立的制度。由此，公开与否和公开幅度也就成为严重的矛盾问题，最大限度地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提高司法透明度，加强监督以促进公正审判的实现，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需要；部分内容不得公开是实现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防止司法侵权的内在要求。因此，公开是为了保障人权，部分内容不公开亦然，故公开必然是有内容选择的公开，必然导致公众看到的裁判文书与当事人收到的不可能一致，使阴阳裁判文书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阴阳裁判文书的实现
对此，笔者提出两条建议，以供参酌：
建议一：避免在裁判文书中对当事人直称其名
厌诉心理之下，很多人认为打官司是“丑事”，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打官司的事不愿被外人知晓。因自身法律知识有限，未想到申请不公开审理以自我保护。以前在裁判文书中暴露当事人姓名问题不大，因其流传范围有限。但现要求公开，特别是上网，当事人姓名可能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为当事人所不欲。匿名报道尚且有人对号入座将报社告上法庭，何况实名裁判？一不小心，人民法院可能因为裁判文书公开而使自身成为被告。基于照顾当事人羞耻心理及保护其隐私考虑，笔者建议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当事人统一称谓，并只在当事人基本信息部分罗列详细信息，其后的论述、说理部分一律采用标准称谓。如“原（被）告一”、“原（被）告N”等，或者“第一原（被）告”、“第N原（被）告”。如仍在说理过程中直称当事人姓名，无疑会造成泄露，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建议二：制作阴阳裁判文书
因法条并未规定“查阅”是电子查阅还是档案查阅，应视为允许档案查阅，故被动公开时，因裁判文书本身是一个整体，极易造成泄露。鉴于此，笔者特建议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制作阴阳两份，发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为完整的那份，应详细记明“但书”内容；另外再制作一份通过技术处理的、与公布在互联网上的内容一致的隐去“但书”内容的纸质裁判文书，并加盖法院印章后附卷，亦可将之整理装订成册放在卷宗之外，用以专供公众查阅、复印。否则，如沿用旧制，可能使之前采取的所有保护措施付之东流，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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