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能达到道路交通的善治吗？——主要围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闯红灯扣6分的新规定展开/高军(6)
四、道路交通善治如何成为可能？
道路交通是一个受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综合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最能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社会秩序、文明水准和政府管理水平，以简单化、一刀切、看似严厉的手段来治理，以期“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注定无法奏效。片面极端的严刑峻法并不能达到交通善治，反而有可能会催生行政机关为了罚款而罚款的“罚款经济”，迷信以罚代管的结果就是可能使政府从而忽略对交通的规划、建设、治理等根本性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道路交通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1）车多、人多、道路窄，停车位奇缺，交通信号与交通标志混乱情况较为常见。（2）“特权车”故意违反交通法的情况严重。（3）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闯红灯的现象突出。（4）大货车出交通事故的情况较为普遍。[4]正如有学者指出，在道路交通主体中，除了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与行人，而欧美等国的治理方式之所以高效，在于强化机动车责任的同时，不放任其他道路交通出行者的责任，譬如行人闯红灯也载入个人征信系统等——如果我们仅仅是强调一方责任，恐怕也很难扭转道路秩序格局，毕竟，马路上不仅仅是开机动车的司机在出行。{7}要求公民严格守法的前提是必须创造良好的守法环境，交通治理需要政府加大对道路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路政、交警、与整个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机动车驾驶人员在罚款、扣分方面下猛药。 “重典扣分、惩治违章”虽不乏善意初衷，但如果制度的施行忽略了整个交通环境的客观因素，仅把责任归咎于机动车辆，那么，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难以刹住司机违章的惯性，甚至也可能违背了交通法规“教育为主”的执法理念。{8}极端的重罚，在中国这样复杂的交通环境、人文环境下，执行的结果必然是刺激交警部门罚款的积极性，增加权力寻租而已。[5]因此，立法机关在出台法律法规时，不能太强势、太极端，应当慎之又慎，走民主的程序，经过社会公众广泛的、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充分考量各方面的因素后再做决定，以期制订的内容能切合实际，只有得民心的法律法规才能得到公众普遍的拥护，才会成为公众自觉的行动。而规则一旦制订之后，就应当严格执行，不允许任何特权例外的存在，亦不得随意变通规则，选择性执法或规则的朝令夕改将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与威信，不利于公众法律信仰的养成。
【作者简介】
高军，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为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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