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的假定及其运用/苏晓宏(5)
正像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所说：“有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判断过程很少是从由此得出结论的一个前提开始的，相反地，它一般是从一个模糊地形成的结论开始的，即从这样一个结论出发，然后试图找到将证明这一结论的前提。如果他找不到是自己满意的论据，从而无法将他的结论和他认为可以接受的前提联系起来（就像侦探小说作家所用的那种技巧）。那么，除非他是很武断或发疯的，他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另找其他结论。”[5]这里的模糊结论也就应当是一种假定。
另外，立法假定主要针对一般情形、普遍情形，而司法假定主要发生在特殊情形之下。立法由于是对社会总体情形的把握和设计，通常难以设想到所有情形。例如，立法对酒后驾车作出规定，其假定就是饮酒的一般情形。但实践中会出现吃了腐乳、糟货等食物也会被测出酒精含量的，更不会想到会有人酒后驾车被拦下后死活不开车门的。而在司法上，法律思维的逻辑自然地会把案件分为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所谓简单案件，就是完全或者基本上符合法律所设定的标准情形的案件，在判例法中的就是先例与待决案件完全相同、事实与法律均能关联的案件。这类案件通常不需要法官去冥思苦想。所谓法律论证理论、法律证立理论等等都是针对非标准的疑难案件而展开的。当然，复杂案件与简单案件在论证的形式模式上应当是并无二致的，只是说简单案件不需要每次都采用复杂的论证过程而已。因为学者们在说明论证理论时往往采用非常常见的条文和案例予以解释，容易给阅读者以一种似乎西方国家的法官，在对每一个案件的承办中都是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案件的错觉和误解。另外一个可能使人误解的观念是，绝大部分案件都是简单案件，事实上，真正符合法律标准的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多。每一个案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甚至很多看似简单的案件也包含着事实上需要假定的情形。例如，上海某医院在某银行存款300万元，银行开具了《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到期后医院去提款时被银行告知《证实书》系伪造拒绝兑付。这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个存款纠纷，只要事实清晰，不难处理。但原告诉至法院后，被告辩称是第三人公司让原告来被告银行存款，原告从第三人处取得9万元息差，是原告医院作为出资人将资金通过银行出借给用资人（第三人公司），因此本案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而不是一般存单纠纷。在本案审理中，法院虽查明《证实书》、被告存款专用章工作人员私章及原告公章和财务章是第三人伪造并从被告处取得了贷款，但仍需对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究竟有无事先达成借款合意作出判断。针对本案的性质，法官就提出了一个假定：假如原告有指定的用资人或者将款项交给他人使用的意思表示，那么，第三人就没有必要伪造原告存单、公章和预留印鉴卡等，骗取被告的贷款。所以本案是一般存单纠纷，被告应当承担兑付责任。[6]如此，案件事实在这里就得到了充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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