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扯皮”与警检关系/龙宗智(2)
然而，按照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一文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扯皮”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人们必须选择体制，以节约资源，减少“扯皮”的耗费。当“扯皮”时常发生甚至成为常态时，确实不能只从操作上找原因，而需要溯源于体制、结构和制度。为什么警察不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因为他做了一个掂量：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劳神费力还不会有多少好处，而不听从检察官并不会招致惩罚或其他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也许办案警察的上司还纵容甚至有意无意地鼓励自己的下属跟检察官过不去——如果检察机关或负责任的检察官与自己关系不好的话。这里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警察的侦查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公诉（否则就没有意义），但公诉人在体制中却因缺乏手段而管不住警察，警察因此而可以只服从自己的警察上司而不服从检察官。
这种管不住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中国有另一种特殊情况，即中国的法律中有一条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人们常常把公检法三机关比喻成一条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三个车间，由原材料到制成品，三道工序之间相互衔接、配合与制约，其特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项原则是中国式“扯皮”的要害所在。你要求于我，我不愿干时，就会称：别忘了，我们是互相制约。
症结是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条水平横线，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塑造警检法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三家关系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一种起伏关系。警察依靠国家权力面对社会和民众，权力大得很，但在警检关系中，检察官是监督指导者，警察是受制一方，对于检察官，他处于一种伏势，检察官则呈起势。而到下一步，当检察官起诉面对法官裁决时，检察官对法官呈伏势，法官则呈起势。这种起伏式的相互制约，才是合理的诉讼构造，由此才能科学构建和调整警检乃至检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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