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孙毅(11)
结 语
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与规制措施，其良好运行和有效实施必然依赖于民众对司法的信赖，需要足够的司法权威（法官权威）。没有足够的司法信赖和权威，不仅举证时限制度不能很好的运行，其他诉讼制度也难以顺畅运行。必须承认的是，当下的司法环境和制度，导致司法无法得到足够的信赖，导致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状态，于是，人们便试图通过细化各种规则来约束法官权力，尽量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另一方面，规则细化又必然强化审判的形式化、程式化，促使司法的精细化，而这又无法为目前司法政策所认同。[30]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事司法处于一种严重的悖论之中，这一客观现实也致使举证时限制度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欲使各种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要求制度的本身合理之外，司法环境和司法制度的整体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及相应的身份保障，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等。没有这些保障因素，结构理想的举证时限制度也是难以顺畅运行的。
另外，还应当意识到，举证时限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过分奢望其在促进诉讼方面的作用，往往可能为了满足这种奢望，而加大其规制力度，如同“加大剂量”一样必将产生不应有的副作用。
【注释】
[1]20世纪70年代以降，大陆法系诸国（地区），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相继实施以实现诉讼（裁判）迅速化、实效化为目的的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推行案件审理的集中化，改变传统的分割审理主义和随时提出主义的诉讼方式。参见《民事诉讼运行改善相关资料——以集中审理为中心》，载《民事裁判资料》第207号，日本最高裁判所编，1994年；黄国昌：《民事程序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3页；汤德宗、黄国昌：《司法改革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会议实录》，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10年版，第400-416页；[韩]孙汉琦：《韩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2]当时，全国不少高级法院，甚至中级法院都纷纷制定了包含举证时限在内的证据规则。如《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1999年7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2001年9月17日发布）、陕西省人民法院《民事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规则（试行）》（2001年3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200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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