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孙毅(13)
[18]虽然这一思路将迟延举证或逾期举证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并且认为应当给予制裁，但主张者并没有从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角度考虑。
[19]参见注[8]。
[20]参见注[8]。
[21]参见[日]新堂幸司、铃木正裕、竹下守夫主编：《注释民事诉讼法（1）裁判所.当事人》，有斐阁1991年版，第47页。这一方案在2011年10月全国人大网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0项内容中得到集中体现。
[22]民事诉讼中法官对所有程序事项的处理，都应当以客观、具体的法律规定作为处置的基础。
[23]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条。
[24]对对方当事人而言，迟延举证造成的损失是该当事人为此所多支出或花费的费用。由于该费用是因为一方当事人迟延举证所致，并且存在过错，因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利益损失。不过，这一损失的范围和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25]王泽鉴：《侵权行为法（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311页。
[27]参见许士宦：《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之失权》，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十一）》，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2003年版，第205-208页。也有学者指出，失权制裁除了有利于促进诉讼效率之外，也包含着保障当事人平等、实现程序正义的目的。参见黄国昌：《民事程序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9-21页。
[28]从期间的性质上，举证期限不同于立案期间、答辩期间、上诉期间、申诉期间等法定期间。这些期间在没有满足法律明确给定的条件时，法院是不能变更的。与此不同，指定期间和任意期间都是可以变更的。对于指定期间，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变更，这种变更并不需要法律规定的理由；对于任意期间，则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加以变更，但应当得到法院的认可。
[29]参见注[14]。
[30]与前些年相比，司法政策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向。其中一个表现是，从刚开始重视程序、程序的正义性，到注重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双重价值，再回归到唯实体论；从重视裁判，到注重裁判、调解均衡，再重新回归重调解轻判决；从严格执法转向宽松执法；从讲究法律适用技术、规范的精细司法转向粗放司法；从开始去行政化回归于更严重的行政化，如此等等。虽然原来的走向都还未到达高点，但却回落至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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