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孙毅(2)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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