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劳动者非过错性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高仁波(4)
从法律条文上来看，《劳动法》第31条与第17条在表述上其实是存在矛盾的，一面赋予劳动者预告辞职权，一面又要求劳动合同双方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而后来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仍然存在着与《劳动法》中相似的矛盾表述，但综合其所有相关规定，仍能看出其基本立场。
首先，持“合同必须信守”观点者认为《劳动法》第31条与第17条存在着冲突，并希望以立法的方式废除《劳动法》第31条法定解除条款的效力，而扩大第17条的约定终止的效力范围。然而，《劳动合同法》第37条和第29条不仅依然保留了与《劳动法》类似的规定，而且还通过废除约定终止条件，增加法定终止、法定解除的方式缩小了劳动合同在消灭劳动关系上的约定范围，显然与“合同信守论”相反。
其次，《劳动合同法》在第26条中将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合同内容视为无效，否定了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地位，在劳动合同中以约定的方式要求劳动者放弃劳动合同预告辞职权的做法，亦即否定了部分学者所持的“弃权有效论”，反对“如无正当理由劳动者不得解除合同”的条款。”
最后，正如许多劳动法学者所期望的，《劳动合同法》第22条对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做出了一定限制，即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补偿性的违约金，以此满足用人单位留住优秀员工的愿望。
诚然，赋予劳动者较大的辞职权是符合劳动立法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的。然而，我国立法中的这种将劳动者预告辞职权引入全部类型的劳动合同的规定，给理论和实践都带来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它是理应受到质疑的。
（三）特殊职业劳动者的预告辞职
在普通劳动者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特殊职业劳动者，他们掌握着特殊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不具有很大的替代性，是非常强势的职业群体。因此，劳动法律为保护通常处于弱势的劳动者而规定的劳动者预告辞职权，应对这一群体做特别的规定。然而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劳动者在流动上的低限制已成为基本格局，行业管理的问题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确定飞行员、船长等特殊职业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律也没有对劳动者进行分层次的管理，因而在面对劳动者中较为特殊的对象时缺乏规范，造成特殊职业劳动者的流动困难。
尽管《劳动合同法》第22条启用了“服务期”条款，但同时规定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但是，该条款要求劳动者补偿给用人单位的仅仅是显性成本，而对特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一名机长的培训就涉及众多部门，里面含有很多隐形成本，数额难以计算。如果法律强行规定劳动者来赔偿间接损失，劳动者很可能赔不起，也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因此，我国有学者建议，可以借鉴足球运动员的转会制度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将劳动者辞职的实际受益方)劳动者的下一个用人单位引到台前，由两家单位协商”转会价格”等问题，在保护特殊职业劳动者辞职权的同时，也限制了劳动者辞职权的滥用，同时能有效防止用人单位间的恶性竞争带来的市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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