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完善/王利明(5)
2. 以人格权类型化为体系构建的基础。日本松尾弘教授认为，近代民法典的体系，就是权利体系。[4]“民法是作为权利的体系而被构建的”[5]，而这一点在人格权法体系构建中尤为重要。人格权法需要将人们享有的各种人格利益作类型化区分，便于权利人认识、行使和维护这些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格权法的体系就是一个关于“人格权利”的体系。因此，人格权立法工作的核心是将人格利益类型化，并将其中的部分人格利益确认为人格权。在权利类型化方面，《民法典草案》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其将生命健康权置于各项具体个人权之首，宣示了“生命健康权”是最高法益的理念，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第二，其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新增了信用权、隐私权两项权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具体人格权的内容。2009 年的《侵权责任法》受该草案影响，在第 2 条列举各项权利时在法律上确认了隐私权，从而在立法上发展了我国人格权体系。第三，关于权利内容的列举较为详尽。例如，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对隐私内容的规定是比较充分的，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人格权的类型仍不够完整。例如，个人信息使用权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再如，《民法典草案》也没有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使其内容受到限制。这些有益经验都有必要继续保持。
3. 根据一般人格权构建具体人格权体系。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是指以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权利集合性特点的权利。一般人格权又包括法定的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一些人格利益，法律之所以要将这些具体的人格利益上升为一般人格权，是需要通过一般人格权的设定形成兜底条款，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需要法律保护的新型人格利益上升为独立的权利形态提供充分的空间，并经法官的公平裁量使之类型化，上升为法律保护的权利，形成一种开放的人格权法体系，不断扩大人格权保障的范围。[6]在《民法典草案》中，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das a11gemeine Personlichkeitsrecht）的规定。这有可能导致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具有成文法的传统，民事权利需要有成文法的依据。但人格权的种类和范围是不断发展的，一旦出现了新的需要强化保护的人格利益，如果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则可能影响这些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第二，这可能影响到成文法体系化构建的重要工具价值。[7]笔者认为，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及其效力，可以通过为人格权设定一项兜底条款的方式，为人格权的开放性预留一定的空间。由于一般人格权具有开放性，具有兜底条款的作用，而且是具体人格权产生的基础，所以，它不应当置于分则部分与具体人格权并列规定。因此，从人格权体系看，具体人格权要置于分则之中规定的话，一般人格权就应当置于总则之中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对于实践中已经成熟的一些经验需要及时总结，而对于一些短期内难以达成社会共识的问题，则需要在法律中为其预留一定的空间或者对其进行有限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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