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纠纷案中先刑后民原则的处理/蔡景贤(4)
从以上方面考虑，对于被告李某晶提出的相关刑事案件没有结果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审判机关不予支持。
二、对待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否采用同等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真实，要求证明程度达到“忠于事实真相”。所谓事实清楚，即要求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尤其是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事实，必须查清，并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则要求据以定罪量刑的每一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合理的排除，即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依据所有的有效证据足以得出确定无疑的、唯一的案件事实。
与刑事诉讼相比，对民事侵权案件事实的认定，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肯定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要法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从现有证据中可以得出“事实虽未必如此但极有可能如此”的结论，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成立。
区分民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通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法系国家，其针对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对民事案件，则只要求达到或然性权衡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1994年的美国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更是将这一标准之差异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该案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使得可以证明辛普森犯罪事实的证据失效，导致辛普森在用刀杀前妻及其男友的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被判无罪释放。但刑事部分的无罪判决并未免除其民事部分责任的承担，依据同样的证据，免于牢狱之灾的辛普森还是要支付受害者家属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1]
同样，本案中第三人冒用被告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银行账户涉嫌诈骗，尚处于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尚不能从刑事证据的角度排除李某晶本人的犯罪嫌疑，包括不能排除工行许昌分行的该账户是李某晶本人开立的。法官运用三段论式的逻辑思维——大前提：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小前提：原告陈某鸿陈述其受骗误将105万元打入李某晶账户；被告李某晶旧的身份证已在公安机关声明遗失，其辩称案发时在深圳务工，从未到过河南省，与原告陈某鸿没有业务往来，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结论：李某晶的个人财产没有合法根据地增加105万元，并造成陈某鸿105万元的直接损失，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同时，结合法官的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可得出李某晶并未申请过该银行账户，该账户系不法分子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这个角度，李某晶也是受害者。借用佛家语，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好比是一艘“法船”，法官判令直接由户名为李某晶的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户将105万元返还给原告陈某鸿实属顺水推“舟”，其所要抵达的“彼岸”是划拨已被公安机关冻结的账户资金，维护资金所有人陈某鸿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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