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刑事和解遭遇“花钱买刑”之殇——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叶炎乾(4)
2、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冲突
刑法明确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上都应一律平等。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向被害人悔过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经济赔偿，这在经济能力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在一定程度是哪个形成一种新的不平等。特别是在普通大众的眼里看来，刑事和解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利”，穷人是无法“享受”的，这就使得犯罪人由于所拥有社会财富的不同而可能受到区别对待，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就有可能免除牢狱之灾。
3、与罪行相适应原则冲突
刑法所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决定刑事被告人刑罚的因素只能是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但是刑事和解制度通过道歉、赔偿等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减轻或免除了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明显与这一原则相冲突。
4、社会公众的质疑
刑事和解制度目前在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社会公众的质疑，主要质疑司法机关将加害人的经济赔偿替代刑事处罚，将金钱支付义务履行与否作为刑事被告人是否承担刑罚以及刑罚多少的衡量标准。这是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公众对富人“花钱买刑”的言论，以及对“赔钱减刑”判罚义愤不已的根本原因。
（二）价值分析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刑罚的发展历经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汉文帝结束奴隶制的肉刑，隋唐五刑刑名，这都体现出刑罚方式日臻文明的历史规律。 时至今日，在刑事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已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明程度的标杆，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对于被害人、加害人、刑事司法机关和社会整体的积极价值。
2、对被害人而言
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权利，可以让刑事受害人得到最切实有效的救济和补偿。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了对受害人或者受害人近亲属的救济和补偿。特别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虽然赋予了刑事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近亲属以要求刑事犯罪人赔偿的权利，但刑事犯罪人已遭受了自由刑甚至生命刑，所以加害人（或其家属）不愿意再积极履行金钱赔偿义务，这也就造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率极低的现状。
2、对加害人而言
有利于加害人复归社会。除了少数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加害人，大多数被判处刑罚的加害人经过改造最终还是要重回社会的。刑事和解在这方面的效果明显。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就犯罪过程及损害进行交谈讨论，被害人的叙说可以使加害人较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更倾向于真诚悔过，就犯罪的个别预防而言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及矫正措施较难达到的。在刑事和解中，司法机关可以依据形式和解协议和具体案情对加害人采取不追究或从（减）轻刑事责任的处理方式，给以加害人悔罪及弥补过错的机会，以利于其重新面对社会和复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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