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事实收养法律问题探究/江永平(2)
二、中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产生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事实行为依靠传统习惯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整，与社会利益不相冲突。但是，事实收养行为既受到法律禁止性规范的排斥，也与习惯和道德难以协调，影响了社会整体利益：
一是使父母子女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在事实收养人与被事实收养人之间，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产生拟制父母子女关系。又因事实送养人不能出现，导致被事实收养人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中的父母主体缺位，造成这部分被事实收养人没有父母亲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使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得不到保障。比如，当事人涉及到监护、继承、损害赔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等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都难以确定。
三是对社会管理造成障碍。比如人口户籍管理、教育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等，都会因为事实收养人、被事实收养人的身份未定产生管理困难，这些问题也使司法活动面临尴尬局面。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述问题引发的纠纷时，难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事实收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
三、解决中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的主要途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享受亲情是每个人的权利。解决我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必须将其纳入到法制轨道，真正把好事办好、管好。
（一）加强法制宣传力度，促进民众观念的转变
加强《收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着重从规范收养行为、打击违法事件着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自觉做到依法收养。一方面应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珍重生命的道德良知，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多形式的普法宣传，使当事人明白即使是合理行为也应当在法律框架下行使，不使弃婴行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要制定专门的社会弃婴管理办法，加大对弃婴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侦查办案效率，并把弃婴查找和公告交由公安部门作为其侦查职能来行使，克服把弃婴查找公告等措施当成是为办理收养登记才实施的消极思想。同时，以基层组织为基础加强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监控，鼓励举报和监督，运用社会、公众和舆论力量共同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弃婴现象的发生。
（二）完善协调收养法律政策，建立新型收养体系
收养法等有关法律制度应明确规定发现弃婴、儿童后的处理程序，明确计生、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执法职责，规定私自抚养弃婴、儿童的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应将被收养人送福利机构。协调计生与收养政策，一方面，应适当调整现行收养制度，增加收养政策的弹性，使之既能符合计划生育的目的，又能体现“非婚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的收养原则；另一方面，分清政策之间的界限，在维护社会公德、保护收养家庭合法权益的同时，对不符合收养条件而非法收养的，要认真按照计划生育规定的政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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