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法第264条之扒窃入罪/龚剑飞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区分与一般的盗窃形式不同，且“引扒入刑”并没有情节、数额要求。新刑法生效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扒窃定罪案例。对于该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扒窃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一直引起了诸多探讨。
一、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法理分析
（一）扒窃的概念及行为特征界定
扒窃，一般是指不法行为人（俗称“扒手”）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通过采取近距离、贴身式的割包、掏兜等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扒窃地点的特定性。扒窃行为多发生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等人流量较大、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如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广场、火车、公交车等。扒窃型盗窃多是不法行为人利用人们在公共场合下相互之间身体碰撞、挤压等无意识或意识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实施盗窃行为。扒窃行为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扒窃行为的发生地点的特定性。也是区分一般盗窃罪的表征。
第二，扒窃对象的随身携带性。根据上述扒窃定义，扒窃行为的对象主要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强调随身携带性的目的在于“引扒入刑”注重维护的是人们在出行过程中的财产安全感。而人们出行过程中最为关切的是财产也即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样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盗窃的是公共场所的自行车、商场的商品与盗窃的是公共场所某人随身携带的钱包，两者盗窃归类不同，前者是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后者是扒窃型盗窃的表现形式。
第三，扒窃行为的“公然性”。在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中，行为人往往采用自认为秘密的，不为他人知晓的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这里的“他人”是指除行为人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财产所有人、占有人及社会公众。而在扒窃型盗窃中，行为人只是采取了不为被害人所感知的方式窃取其随身携带的财物，除被害人及行为人本人外，其他第三人是有可能知晓其行为，但行为人基本不考虑或不完全考虑。而且根据社会常识和司法经验，在公共场所实施扒窃的扒手往往具有多次作案的经验。因此扒窃型盗窃的“公然性”说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一般盗窃要大，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论争及法理分析
1、扒窃独立构罪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扒窃入刑虽然能够起到严厉打击盗窃行为、降低盗窃发案率、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作用，从出发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刑法的这一修改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只要有扒窃行为就要被定为盗窃罪，不问及次数及金额。扒窃独立构罪尚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第一，这一规定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然规范行为犯一般适用于保护重大法益及个人专属法益。而财产权属于非专属法益，显然不是行为犯所涵盖的内容。所以盲目入罪显不合适；第二，这一规定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正如贝卡里亚所说：“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对于诸如扒窃几十元或扒窃未遂等行为通过行政处罚即可对行为人进行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动辄采用刑罚，显然是不必要的，在实践中通过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操作无疑会增加刑事司法成本，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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