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公诉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龙宗智(8)
其二，是否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目前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控辩式诉讼中，检察官公诉发言应当落脚于支持公诉、论证指控内容，从而“寓教于诉”，勿须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庭审方式改革后，庭审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公诉词确实应当将重点放在法理和事实的分析论证上。指控如果不能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就成了无的放矢。但笔者认为，对专门教育又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时候，检察官可以视情况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例如有较多的旁听群众尤其是单位专门组织旁听以吸取案件教训，加上案情比较清楚，指控确能成立，公诉人就可以对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作适当分析，以教育群众。如案情复杂，对罪与非罪争辩激烈而且被告人不认罪，能否定罪尚处于未定状态，总结教训等教育内容则可以略去。因为总结教训的前提是犯罪案件确已成立。
参考文献
[1]（英）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
[2]（美）约翰·杰科比：《美国检察官研究》，美国马萨诸塞州希思公司，1980年出版，第124页。
[3]（美）罗姆·梅住：《指控与判刑》，美国《刑事司法》，1987年第1期。
[4]（美）约翰·朗拜因：《比较刑事诉讼：德国》，美国明尼苏达西方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68页。
[5]、[6]阿列克谢耶夫等著，徐晓晴等译：《法庭演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39页，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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